二、新史学与总体史
    勒高夫在他那篇以《新史学》为题的著名论文中特别指出，“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历史”。“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此外，新史学在一个领域中的开创性著作，常常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即使那些表面标有局部研究的著作，“事实上都是总体史的尝试”（注：参见勒高夫《新史学》，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自年鉴学派诞生到今天，新史学在史学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断发展，其内部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和转变，但是无论怎样转变，新史学都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其总体史的框架。
    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中最优秀的代表是布罗代尔，他也是新史学发展过程中影响深远的“长时段”理论的创立者，这一理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年鉴派新史学的总体史思想。布罗代尔坚持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宏观范围去说明总体史，坚持总体史必须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甚至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等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领域也是总体史重点关注的领域。他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著作中专辟一章来论述他对社会总体和总体史的看法。他指出，社会是散漫而无所不在的实在，它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包围我们，向我们渗透，指导我们的全部生活。“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要重新找到‘人’，而且要认出相互对立的、大小不等的社会集团”。“总体社会从属于具体，它只能是众多活生生的实在的总和，不论这些实在之间有无联系。因此，它不是一层外壳，而是几层外壳以及其中的多种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社会说成是“集合的集合”，“是我们在历史学各研究领域中接触到的全部事实的总和。”他以为，任何社会实在，从其本身来观察，无不处在一个高级集合之中；作为可变的集合，它要求有更加广泛的其他可变集合的存在和配合。“在社会这个大集合中划分几个集合完全是件平常的事，其中最为人熟知的集合：首先是经济；社会阶梯或社会框架；政治；文化。这些集合各自又可分解成几个集合，并依此类推。根据这个格式，总体历史先要研究至少以上四个体系的本身，然后再研究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或交叉关系。”他认为总体历史应该说成是总体化历史更为恰当，“它力图无所不包，但永远不能囊括一切”（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499～501页，三联书店，1993。）。
    总体史是全部历史事实的总和，企图包容一切，这是布罗代尔总体史观的第一个特点。这与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总体史观相同，但相对来说，布罗代尔比其前辈更多地看到了总体社会内部某些层次的存在，总体史是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部分和层次组成，这些部分和层次内部还可以不断地区分出更多的层次，因此，布罗代尔也意识到了那种企图囊括一切的总体史设想本身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人类社会“集合的集合”无所不有，总体史永远也做不到容纳所有的社会生活。总体史力图“无所不包，但永远不能囊括一切”，“理想的办法是先就一个问题进行全面叙述，并且一气呵成，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 卷，501页，三联书店，1993。）
    布罗代尔总体史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与其著名的“长时段”理论相结合的。在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布罗代尔创立了“长时段”理论，1958年他又发表了《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著名论文，系统地阐明了他对历史现象层次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时间量度，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所谓“长时段”，指的是一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起作用的那些因素，如地理格局、生物现实、气候变迁、生产率限度、社会组织、思维模式和文化心态等，这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8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布罗代尔还将那种在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称为“结构”。在长时段中，“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80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长时段的结构，一般以百年为计量单位，甚至几百年、上千年。“中时段”则是一种社会时间、经济时间，它是“缓慢而有节奏的历史”。“新史学把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波动放在研究的首位，着重研究波动的时段。”（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7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即所谓“态势”、“周期”和“间周期”的叙述方式，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十多年、二十五年，甚至康德拉捷夫的五十年周期。”（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7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中时段的历史，就是“局势”的历史。第三种时间即短时段，也就是事件。它处于历史运动的表层，是一种政治时间或个人时间。“事件是短促的时间，是个人接触的日常生活和经历的迷惘和醒悟，是报刊记者的报道和新闻。”（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7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布罗代尔认为， 这种多元的时间观念引入历史学，用它去认识社会，就“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8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总之，在事件的、个人的时间为单位的历史背后，一种“时间跨度较大”，“节奏较慢的历史”在展开。这就是社会史，即群体历史，一种关于社会重大发展趋势的历史，也是经济周期、政治态势和政治体制演变的历史。最后，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种“基本不动的历史”，即人类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保罗·利科评价说：“把不同时段垒放在一起，正是法国史学界对历史认识论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注：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4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而首先做出这个贡献的历史学家就是布罗代尔。在他之后，年鉴派新史学的历史学家也基本上坚持从长时段的深层影响去分析社会历史的原则。
    第三个特点是，尽管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企图囊括一切，容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层面，包括“结构”、“态势”、“事件”三种时间，但实际上，这样的总体史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新史学在这一时期的总体史著作一般只是以其中的一两个层面为主，他们的研究主题是经济、社会、物质文明和文化。布罗代尔作为第二代的主要代表更加强调社会经济。《当代》一书总结说：“布鲁代尔的长时段和总体历史理论都将物质因素置于历史运动的基础层次，也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是布鲁代尔历史观的突出特点……布鲁代尔把历史的结果完全归结为物质经济因素造成的，忽视甚至否认人的能动性和人的活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导致历史著作中见物不见人。因此这种历史不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历史，而是自然和物化劳动的历史。”（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48页。 ）在他的以总体史著称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反映出他重视“结构”、“局势”，贬低“事件”的特色，他以巨大的篇幅讲述地理历史，描绘日常的政治生活，论述经济史，但他拒绝在事件（政治史）和结构之间建立联系，甚至把政治比喻成像灰尘一样荒唐无稽而且转瞬即逝。（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54页。）
    实际上，从布罗代尔开始总体史观已经发生了转化，布罗代尔预示这种转化，他认为，总体化历史写作“值得推荐的办法是在进行分类的同时，仍然保持总体化的眼光：总体化眼光势必在解释中露头，趋向于重建整体。”（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501页，三联书店，1993。）保持总体化眼光，在解释中重建整体也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对专门领域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种整体化的方向下进行。这样的总体并不是各个部分的叠加，而是整体存在于部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