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学术界知名人士多倡史学。如李大钊发表了一系列史学论文，并在北京大学等处讲授史学思想史；胡适则提倡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新的思想方法，鼓励用新方法研究历史的新人；本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中的主将梁启超仍在积极宣传新史学，一面勤奋著史，一面往来于南北各大学校讲学。同时，涌现出了一批热心于新史学建设的年轻学者。他们多是全国各新型学校的师生，留学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一部分致力于用新方法研究历史，一部分则大量介绍、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成为五四时期史学研究中的主力军。这一时期还成立了史地学会等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出版了以史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刊物。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创办之《史地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创办之《史地学报》。全国各大报刊也都较多刊用讨论新史学的文章。这一切表明，五四时期史学界形成了一股以求新为其特征的思想潮流。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五四时期史学的研究还很不够。本文试从史学发展的角度，对这一史学思潮进行一些探讨。唯物史观的传播与介绍，是五四时期史学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一种先进的学说，唯物史观在以后史学的发展中，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鉴于以往史学界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本文将不再论及。
    1919年初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出版，在历史观念和方法论方面对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本文把它作为五四时期史学思潮兴起的标志。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学者运用新的方法研究历史，呼吁“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①，主张史学改革，但因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有限，还未成为思潮。1923年5月， 顾颉刚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他给钱玄同的一封论古史的信，信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中国旧的古史系统进行质疑。由此引发了许多学者参加的中国古史大讨论，实际上是史学界对运用进化观念、怀疑精神研究中国古史的评估和检验。其结果表明：旧古史系统的神圣地位已被动摇，新的观念和方法被史学界广泛接受。中国古史大讨论标志着五四时期史学思潮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一
    五四时期史学思潮既有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历史基础，又有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变革、西方理论学说的引进为其提供的良好环境，因而发展很快。五四时期史学思潮的内容十分丰富，但突出地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更新旧的观念，提倡对传统史学的质疑与批判性思考在旧的封建专制文化的统治下，传统儒家经典与圣贤被奉为独尊，人们束发受经，只能“有信仰”，不能有怀疑和思考。中国上古的历史，尽管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据证明，历代的多数学者对它笃信不移，代代相传，它的内容被不断地附会、扩大、增殖，逐渐形成一套排列完整的中国古史系统。这种盲从迷信的态度，造成了中国古史和古书的误伪，贻害后人。中国传统学术中，虽不乏疑古辨伪之士，但在封建专制的文化背景下，被旧的观念束缚，不是把疑辨作为维护圣道的手段，就是囿于门户之见，其思想得不到充分地发展。旧的历史观念已严重阻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五四时期的史学思潮，正是从史学观念的更新开始的。在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当推胡适、顾颉刚等人。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虽然出版在《实验主义》一文之前，但其无疑是在实验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大纲》中，胡适大胆地抛开那“半神话半政史”的远古时代，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他不顾孔子几千年来的圣人地位，把他作为一个哲学家来进行研究。并运用新的历史进化的眼光，对中国古代哲学家及其流派进行系统的、纵向的考察。既注意弄清其流派发展的来龙去脉，又注意考察哲学家生活的时代及其思想的来源。对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摆脱门户之见的束缚，进行全面地评价，原原本本还他们一个本来的面目。该书以其积极的怀疑精神和追根溯源的历史态度，为史学研究辟了一条新径。
    在随后而起的“整理国故”活动中，胡适提出的“评判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大纲》中所提倡的新的思想观念的进一步发挥。简单说只有一句话，就是遇事都要问个“为什么？”②1921年1月，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胡适的观点更加明确：“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③
    运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整理国故”④，是新的敢于怀疑思考、追求真实的思想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实践。传统学术中的疑古辨伪精神，在“整理国故”活动中得到了新的发展。钱玄同、顾颉刚是其积极倡导者和力行者。钱玄同主张：不仅要辨伪书，还要辨伪事。认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⑤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指出：“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至今痛诋之者还是很多。因为推倒‘群经’，他们总认为‘宜正两观之诛’也。然正惟其如此，咱们所肩‘离经畔道’之责任乃愈重。”“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其以前--底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⑥正是由于有了怀疑、求真的思想观念，顾颉刚才能够向旧的古史系统直接挑战。他深有感触地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的提出，顺应了“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的时代潮流。昔时信守的戒律、学术上的偶象都不攻自破，能够自己思考；更由于有了进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才使人敢于怀疑古史和古书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