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是新的思想观念建立，以及对旧史观批判、质疑的具体表现。1920年始，他参加了“整理国故”活动，在历史进化观念的指导下，运用考据方法整理古书、古文献，考证古史。在研究中，他首先认识到：旧的古史系统中，“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真不知藏垢纳污到怎样！”⑧进而发现尧、舜、禹诸位，“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古史“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⑨。从而得出了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结论。显然，如果没有新的观念和新的思想方法，那么顾颉刚很难认识到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二）对历史学功能和范围的重新认识自古以来，史学就是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的工具。史学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学的内容也是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这一旧的史学模式，已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借助西方史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五四时期的学者对历史的功能和研究范围进行了再认识。
    传统史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功能体现在“垂训”和“资治”方面。史学的“垂训”作用，即史学是为了“劝善惩恶”，“记功书过，彰善瘅恶”。《二十一史重刊序》也明白指出：“史者，辅经以垂训者也”。作为“资治”的作用，则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代表。宋神宗在给《资治通鉴》的序中写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教条，……良为备矣”。古人也知道史学的功能在于为“今”。“明镜所以照形，观古所以知今”。然而，无论是“借古鉴今”，还是“借古治今”，都是基于要用古代来规范现在。
    五四时期的学者，对旧的治史目的进行了抨击。陶孟和在《新历史》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既不是“贵族阶级、知识阶级的装饰品”，“也不是我们的借鉴”。因为古与今不同，“不能以古事为今事之榜样”⑩。旧的史学功能，体现了一种倒退的历史观。五四时期的学者对史学功能进行了重新的认识。陶孟和认为：“现代与过去相衔接，明古代过去之事，即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现在，我们自身和我们同胞；明白人类现在的问题和将来的希望。”（11）衡如认为：“研究过去之事实，正所以为应付今日之事务”（12）。何炳松也认为：“研究历史者，当推求过去进化陈迹，以谋现在而测将来”（13）。“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14）。他们都把史学研究作为认识现在，预测将来的工具。
    究竟史学能为我们提供那些帮助呢？陈训慈说：“史之范围与价值，断不仅前事之纪载；其在学术上之地位，与对于社会之关系，且远过其他社会科学也。”他认为历史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事物发展的源流，“助成完全之智识”；可以在观念、伦理等方面“影响人类之心理”；可以使人们了解过去，利用前人的经验，免除前人的错误，成为“进化之指导”；可以促进“人类共同了解”。“历史既能助成完全之智识，又于人心大有裨益；近可为进步之指针，远足任大同之前导。可知史断非繁重孤僻之学，而为最普遍之学识，与社会息息相关。”（15）陈训慈的上述观点，表明了五四时期学者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加深。
    旧的治史目的导致了治史范围的狭窄。时人梁绳筠就尖锐地指出：“古人修史，因为他抱了垂训主义，所以那非‘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材料，简直不取。……又因为他们抱了资治主义，所以那‘无裨治道，不关理乱’的材料，一概置而不录。”（16）以统治阶级的需要与否，为作史的取舍标准，结果许多真实的历史材料，被丢掉和湮没。而与统治阶级有关的政治等内容则成了历史记载的中心。因而旧历史所记者，“率为帝王之更迁，国势之兴衰，战争之胜负”等等。“历史之唯一基础即为政治事实”，“凡非与国家生活有直接关系，或其间关系为不易发见者，均为无研究之价值。”（17）历史成了统治阶级的历史。
    五四时期的学者对历史研究的范围重新作了规范。陶孟和认为：“历史记载人群各种的行为，并不限定政治一种。”（18）衡如也认为：“人类之行为，无一方面无注意之价值；……与人类之存在与发展有莫大势力之活动--如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工程学、自然科学与政治、法律、宗教诸制度者，尤当以相当之注意。而注意经济、社会关系则尤为新历史特殊之点。”（19）梁启超也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最要的是看出全部社会的活动变化。”（20）
    对历史学的功能和范围的再认识，是建设新的史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五四时期史学思潮的主要内容。
    （三）摒弃主观、注重客观的历史研究注重客观的历史研究，是五四时期史学思潮的一个主要表现。它与这一时期科学在中国的影响密切相关。当时的史学研究者一致认为：研究新历史“应具的精神-科学精神；应用的方法-科学的方法。”（21）这是当时的时尚。
    陶孟和认为：“我们的新历史观，应该象照像的对光一样，对于所看的应该清楚、正确，不能支离恍惚。把一桩事情看得畸轻畸重，都是不当。历史上的事实各有比较的关联的位置，所以我们不能用主观的、神学的、玄学的或国家主义的考察去研究历史。我们要采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究历史的真象。”（22）梁启超也指出：“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过去的历史研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并且认识到，“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23）。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历史研究也应象科学研究那样，“无论是材料、是判断，全是客观的态度，并不敢妄下武断的言论”，所以我们“新历史家应当采取客观的研究，不掺主观的成见才是好。”（24）研究历史，“要与古人争辨是非的，不是将古人的剩话、遗事，在我脑子上画几道印痕就完了”，要“求真确的知识”，“求明晰的线索”，“求研究之程序”（25）。
    五四时期史学研究者对历史研究中的客观与真实非常注重，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具体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