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时期史学思潮中，学者们还积极主张对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进行统一的研究。一方面要把中国历史认作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注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相互联系；一方面要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历史，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就提出：研究中国史，“要参考外国的书”。认为“世界大通，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参稽互证”（55）。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之时，如果不具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历史，“于世界大势与中国之影响，及东西交融之沿革，尚不甚了”（56），就会有很大的局限。因此，学者们认为把中国史与世界史作打通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基于上述认识，五四时期的学者在建设中国的新史学时，就以世界史学发展水平为标准，以西方史学理论为指导。本文上述史学思潮的五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可以找到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甚至还有直接运用其研究中国历史的例证。可见五四时期史学思潮正是力图循着世界史学发展的轨迹发展的，因而与世界史学发展潮流趋向一致。从这点看，这次史学思潮可以说是西方史学色彩较浓的一次思潮。五四时期的学者所具有的世界意识，使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反映了中国学者追赶世界史学潮流的决心。五四时期的学者对西方新理论和观点的广采博纳，虽然显得庞杂、肤浅，但从五四时期史学思潮发展的总趋势上看，它是符合世界史学发展潮流的。
    五四时期史学思潮的出现，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史学影响的结果。它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也不能不看到新思潮中所存在的不足。由于学者们忙于旧史学的破坏和新史学的建设，在引进西学时，存在有某种程度的饥不择食、盲目照搬的情况。缺少对西学的全面理解和认识，因而真正自成体系的史学学说不多。还有，探讨历史发展的“所以然”，是史学的一个进步，但由于受泛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说明、解释历史发展原因时出现了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忽视了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特点。这些不足虽和当时的客观条件有关，但也告诉我们，新史学的建立，决不是仅靠引进和照搬就行的。吸收外来学说是必要的，但重要的是要消化地吸收。
    五四时期史学思潮的意义是积极的。它所体现出的勇于创新，敢于探索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史学建设不无裨益。
    注释：
    ①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10卷1号，1918年1月。
    ②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一集卷4。
    ③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一册。
    ④“国故”为过去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即广义的历史；“整理国故”也即广义的历史研究。
    ⑤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一册。
    ⑥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古史辨》第一册。
    ⑦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北京朴社出版，1926年。
    ⑧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古史辨》第一册。
    ⑨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⑩（11）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
    （12）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19卷11号，1922年6月。
    （13）何炳松：《史地丛刊发刊辞》，《史地丛刊》1卷1期，1920年6月。
    （14）何炳松：《新史学·导言》，《史地丛刊》2卷1期，1922年6月。
    （15）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1卷2期，1922年5月。
    （16）梁绳筠：《历史谈》，《史地丛刊》1卷2期，1921年2月。
    （17）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19卷11号，19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