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史观（42）的影响下，五四时期史学界也出现了积极倡导运用文化史观说明、解释历史的学者。他们认识到：“历史发展之状态，繁复无常，无所不在，故必受多方面之影响，而断非任何单纯原因所能解决者。”应该“思以广大之精神，综合各方之长，而纳之于群体之心理，以解释历史。”（43）尽管20世纪初年出现的文化史观是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的，但它在中国的提倡，却是历史研究者寻求更全面、完整地解释历史的一种尝试。
    1920年夏， 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 看了德国历史学家朗普勒西特（Karl Lamprecht）《近代历史学》一书，对他启发很大。朗氏认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科学。朱希祖根据朗氏的观点，对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改革。规定本科一、二年级，先学习各种社会科学，做为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等。为研究历史打好基础，之后再“把全世界的史综合研究”（44）。
    文化史观的另一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的学说，经何炳松介绍，在中国史学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在朱希祖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革之时，鲁滨逊的主要论著《新史学》就曾被作为“历史研究法”课程的教材。后来经何炳松等人翻译，《新史学》一书正式出版。鲁滨逊认为：“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好。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同动物心理学、同比较宗教的研究”。“假使把他种同历史同盟的科学思想，好好的利用起来，很可以大大的增加历史研究的力量同范围，使研究历史的结果，比自古以来还要有价值。”（45）
    对于新兴之文化史观，陈训慈认为：它“为史学最公允恰当之解释，诚以其博采众见，而不陷于一偏也。然吾人所当注意者，所谓社会心理之重要，在归纳各方原因以说明史实；同时于各种史观之应有位置，皆与肯认，而非主张特立之社会心理也。”（46）陈训慈的评述，可以说一定程度的反映了史学界的普遍看法。五四时期应用辅助学科学说认识、研究历史的现象很多，如运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民俗学等等观点研究历史，这都表明了历史研究者眼界的开阔。
    （五）历史表述方法的更新五四时期的史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对旧史学进行了清算。史学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目的，旧的历史记载方法已不能满足需要，由此引起了历史表述方法的更新。
    我国的史著体裁十分丰富，是宝贵的史学遗产。然而，以往的史著多是记载史事，如按时间顺序的编年体，按人物事迹的纪传体，以记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等等。它们都没有能根据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来记载历史事实。梁绳筠就认为，传统的编纂法，如“编年法”，“以事系月，以月系年，年经事纬，固是一目了然。可是我们要问作历史是专为明时代而作呢？还是为着叙述社会的进化，阐明事物的因果。……若是为叙述进化，阐明因果，恐怕这编年法，是不甚完全”（47）。再如，纪传、谱系表，又都是给私人作传的。在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情况下，难免不成为帝王、大臣们私人的历史。以往的编纂法，一方面只是排列史事，缺乏对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另一方面又受旧的治史目的的限制，内容偏狭。
    陶孟和在论述历史记述方法时，指出了以往旧史学重文学描写，不求客观的弊病。他说：“旧历史记载方法，无论中外，皆附于文学之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为追求文辞优美动人，那么“所记的都是些耸人听闻的琐碎事，或撼动天地的大动乱”，至于记述的“与事实相符合与否，反不甚注意”。他认为：“历史是记载过去的事实的”，要研究历史事实，“我们就不能牺牲事实专注意文笔”，应“注意事实，照着事实源源本本用普通言语发表出来。对于事实，没有损益、没有夸张、没有贬损。历史家的能事已毕，又何必计较文笔的巧拙。”（48）
    总之，要表述内容丰富的历史，要阐述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仅仅依靠以往的记载方法是远远不够的。本世纪初年新史学兴起之时，就对旧的编纂方法和体例进行了改革。如夏曾佑为适应“新史学”的发展需要，在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之外，借鉴西方章节体，另辟新径，编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五四时期出版的新史著也多是以新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作成的。如吕思勉1923年9月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不仅采用章节体， 而且还力求避免过去史著“条例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的毛病。在《白话本国史》中，他根据社会进化史观，把中国历史依进化程度划分为六个时期：秦以前称为“上古”；秦汉到唐朝全盛时期称为“中古”；唐代安史之乱到南宋称为“近古”；元、明到清代中期称为“近世”；从“西力东渐”到清亡称为最近世；辛亥革命以后称为“现代”。尤其是该书在对“上古”史的论述上颇具新意。如《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一节，用社会发展史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实行群婚制，是“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到伏羲氏进入“游牧社会”；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顾颉刚评价说：《白话本国史》“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49）。
    断代史著作，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卷上）影响较大。该书在编写方法上，既吸收了旧史体例中的某些优点，如史表的运用；又参照西方史著的体裁与结构，把有清一代的历史，按时间的顺序分成若干阶段，于每一阶段中，再分别叙述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既容纳了大量的史料，又分析说明了清代历史发展的过程。李大钊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评价说：该书“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与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50）
    除上述以外，五四时期史学思潮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发展，等等，有待于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