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时期史学思潮是一次声势较大、影响较广的学术思潮。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即在继续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积极地进行史学新体系的建设。从这次史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
    （一）五四时期史学思潮是一次全面求新的思潮五四时期史学从观念、研究内容和对象，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都抛弃了旧的模式和框框，得到了新的建设。史学的目的由过去为少数的统治阶级贵族服务，改而为大多数的普通人服务；研究对象由帝王将相、贵族、政治家等扩大到了平民百姓；历史记载也不再是单纯记载与政治有关的内容，扩展到了与人民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诸方面，尤其是经济、思想文化等；历史表述的方法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从观念上看，五四时期的学者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各种束缚，积极运用新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学者们研究历史，不再满足于历史事实具体的、局部的考证，而要求在弄清历史事实的“真”与“确”的基础上，寻找出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进而说明和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把各种新兴的学科引入历史研究，为更全面地认识和研究历史提供帮助。这一系列的新变化，使新史学的体系已具备了初步的规模。
    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看，如果说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是以批判旧史学为主要任务的话，那么这次史学思潮则更多地表现为对“新史学”的建设。五四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史学也在这时经历了从旧到新的转变。史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不是那么成熟和完善，有的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却显示出勃勃生命力。事实上，20年代后期以降，史学界出现的史学派别及其主要观点，几乎都能在五四时期的史学思潮中找到其雏形。五四时期的史学建设还处于草创时期，倡导新史学的各派别虽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但由于求新的目标是一致的，因而各派别之间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对立。到30年代以后，随着各种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各派别之间的对立才日益尖锐起来。
    值得指出的是，五四时期史学思潮并不是对传统史学的完全否定。五四时期史学所表现出的新，除吸收外来理论和学说形成完全的“新”以外，还有通过整理、改造旧史学传统中的合理部分而再造的“新”。象历史考据方法、疑古辨伪精神等，就是经过新观念和新方法的洗涤后而得以弘扬的。在史学求新的热潮中，能够对传统史学持批判继承的态度，这也是五四时期史学树立新的思想观念、科学态度的一个表现。
    （二）五四时期史学思潮是五四社会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思潮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史学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是随着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五四时期史学思潮是在当时社会大背景的促发下形成的，因而它带有较鲜明的时代烙印，体现出了较强的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首先，五四时期史学思潮更新了人们的历史观念，直接地为社会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君统论、循环论为中心的旧的历史观认为“祖宗立法不可变”，不承认历史是发展、进步的。旧历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只是为了宣扬古人的圣贤德能，为了后人更好地遵守圣训遗命。这种落后的历史观，不仅阻碍了史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对封建制度迷信、盲从的社会心理，禁锢了思想的发展。因而，社会要变革，更新旧的历史观便是前提。五四时期史学思潮，抛弃了旧的历史观，代之以新的进步的历史观。新的历史观明确指出：圣贤遗训绝不是万世不变的，什么“圣道王法”，什么“纲常名教”，都是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变革的。它从根本上剥去了封建制度神圣的外衣，破除了对圣人贤言的迷信，为人们提供了独立思考的条件，为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在思想观念上作了准备。它的树立，不仅符合史学发展的需要，更为社会改革的时代潮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五四时期史学思潮在史学研究内容的建设中，也体现出了时代思潮的主要精神。五四时期的学者在要求民主，反对专制，提倡平等的社会思潮的激励下，把史学研究与时代的课题紧密结合起来，以其民主、平等观念为标准，对旧史学进行了深刻的抨击，并进行新史学的建设。他们认为：旧史学“太不平等，贵族、英雄、豪杰长篇累牍，及至当时平民的状况一字不登，这还算是群众的历史吗？只可说是一个阶级独享的权利品”，这不符合平等的精神。“要研究新历史，非有平等的精神不可，何况在这‘德谟克拉西’的世界呢？”（51）他们还认为，在“今日厉行民治主义之世界，教史之宗旨，自应以平民生活为中心。前此养成之贵族观念、阶级思想之历史，自宜一扫而空之”（52）。正是在这种要求民主、平等，反对专制的标准衡量下，平民百姓取代了贵族阶级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与平民生活和社会改革相关的经济、思想文化等也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史学思潮所表现出的平民化的民主倾向，表明了它不可置疑的是五四社会思潮的一部分。
    （三）广采博纳，追赶世界史学水平，是五四时期史学思潮的一大特色19世纪以降，西方史学由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影响，在史学观念和方法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由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学、古建筑物学等新学科的兴起，史学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更加广阔。西方史学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但长期以来，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在造成中国社会与世界隔绝的同时，也阻断了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交流。开关后，西学的输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真正系统地利用西方史学理论，建设中国新史学，则是在五四时期。了解世界史学发展的情况后，中国学者深深认识到了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差距。认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53）。至于破坏旧史学的武器，学者们则一致认为是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中国史学落后的现状，使得五四时期的学者把眼光都盯在世界史学的发展之上。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时，他们始终抱着积极、主动的态度。他们认为，“学问是断不可分国界的。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