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合国建立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取得了重大进展，史学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唯物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史学思想经历了由实证型、叙述型向解释型、理论型的转换，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换；系统地整理了大量史料，完成了一批重大科研课题，出版了大批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开拓和建设了众多新兴学科；引进了大量西方史学的优秀成果和可资借鉴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正在形成多元结构的史学方法体系，有助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建立史学研究的新思路；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认知结构的新型史学人才和造诣较高的历史学家。所有这些成就，已经汇成一股巨大的历史洪流，继续推动着中国史学沿并改革的方向，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古老的东方走向多元文化的大千世界。中国史学家们，正在以自己的才智和勇气，奋力争取史学繁荣新时代的到来。
    “四十年史学思思转换的反省”，这既是一个跨越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限度，又是概括性颇强的重大理论性课题。对于我个人来说，确乎是自不量力，难以为事的。本文仅拟从宏观着眼，就与“史学思想转换”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略陈陋见，与同仁切磋。
    一、研究重点不断转移，反思性学科的开拓
    新中国史学四十年最根本的发展变化，是史学思思的发展变化，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决定和影响着史学研究各个方面和不同领域的发展变化，而研究重点的不断转移和反思性学科的开拓，则是其中比较令人瞩目的两个重要方面。
    1.研究重点的不断转移。研究重点，从学科与课题方面指示着史学思想的导向，研究重点的转移，则反映史学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考察历史研究重点的转移，不但能帮助理解史学思思变化的走向，而且也可以进一步帮助与反省史学功能的演变。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由于叙述史学、实证史学占据主导地位，又加之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影响，因而叙述性的政治史长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史学家们终生埋首于朝代变迁史料与政治制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强调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史学思思发生了重大积极性变化，中国史学从史观到史法对封建传统史学与资产阶级现代史学展开了批判，因而迅速由叙述型、实证型转向解释型、理论型。由于唯物史观强调史学和社会革命的密切关系，因此在较长时期仍然继续保持着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地位，又由于唯物史特别重视社会经济因素、社会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对于经济史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现代史学研究的重点。历史学家们在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历史客体的考察，注意历史事件的社会效应。在历史观念上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史的研究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显著特色，在研究方法上提倡阶级分析方法，对于传统方法，采取了简单否定和歪曲的态度，对于西方现代史学方法采取了粗暴地批判和排斥的态度。这就是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与思想走向。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史学随着社会的改革与开放，进入了反思与调整的历史时期，反思与调整的核心问题，当然是史学思想，是历史观念；是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由于史学家们发现五十至六十年代忽视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本身以及人在历史中作用的考察，又由于西方史学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使中国史学在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特别重视关于历史主体的研究，重视历史学中关于人体本位的研究。在学科研究重点上，很快把文化史、思想史、心态史突出出来。随着史学思想的这些变化，在史学观念、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都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研究文化史一时成了时髦。用文化视角概括历史，用文化积淀解释历史，用文化层次评价历史，成为最流行的史学观念之一。奥地利心理分析专家弗洛伊德的思想，成为青年一代知识阶层最热烈探究的热门之一。心理分析、精神分析的方法，已经被引进史学研究领域，中国的心态史学正在孕育形成的过程中。
    在当代史学发展中，法国年鉴派史学不但以压倒的优势影响着西方史坛，而且也越来越多的将自己的理论与方法渗透到东方。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可以有根据地预测：中国史学思想方面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特别是与法国年鉴派历学之间频频对话的影响，并由此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达到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的综合与概括，使中国史学达到更高的理论层次。在学科方面，除了文化史、心态史继续保持自己的相对恒温外，随着世界性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展，科技史、文明史社会史，将会逐渐成为今后十年历史学研究的重点与热门，史学理论与方法将会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一步形成多元化综合弹性结构。这不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史学实现科学化、现代化、社会化，而且能够推动中国史学迅速走向世界。
    2、反思性学科的开拓。反思性思维是理性的深层思维， 是理性思维对度发展并且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内省性、逻辑程序性、严密理论性的一种思维。关于历史学的自觉系统反思，在西方是自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历史哲学开始的。在中国则是从南朝人刘勰的《文心雕龙》（主要有《原道》、《史传》、《诸子》等篇）与唐人刘知几的《史通》开始的。对于历史学的自觉反思，标志着历史学不断升华为新的理论层次和步入历史学家理性自觉的发展道路。
    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这十余年，是中国史学以系统地自觉全面反思为鲜明特征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家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对历史学的反思性学科进行了艰辛的开拓和创新，做出了许方面的成绩和贡献。其中特别是“文学史”、“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历史哲学”等重要新兴学科的形成及其著作的接踵而至都说明了中国史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史学史”在这个时期出版了刘节等所著的多种不同专著，内容多系介绍历代史官制度、历史编纂的演变，重要的史家和史书。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从体例到内容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突破。值得重视的是白寿彝所著的多卷本《史学史》，从出版的第一册来看，本书的鲜明特色，是重视概括、反思与总结历代，特别是近现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经验，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对于把“史学史”建设成为一门反思性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史学概论”已经先后被国家教委列入大学本科、专科、成人高校历史专业的必修课，这是一门正在形成的以反思与概括史学理论论与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兴学科。它将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史学专业向青年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与理论、当代史学思潮的主要阵地。从近十年来出版的多种“史学概论”著作来看，有的重在历史文献的总结与叙述，有的重在唯物史观的论证与应用，有的重视历史学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概括与阐发。虽然内容不尽相同，然而都积极地推动了对于现代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潮的研究。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史学概论”的内容结构与学科体系，怎样反思和阐述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等问题，还需要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年通过艰辛地努力与探索做出科学的回答。“史学方法论”有狭义与广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史学方法论，就是一般意义的史学理论。狭义的史学方法论，是指专门研究历史的各种具体方法、技术手段及其理论。赵光贤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中国传统治史方法。赵吉惠的《历史学方法论》纵贯古今，兼容中西，主张批判地继承传统方法和西方现代方法。我国正在形成具有自己独立体系和研究对象的狭义的“史学方法论”新兴学科，从出版的专著和论文来看，一个以唯物史观与传统方法、现代方法相结合为主体的多元结构的史学方法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介绍多于综合，理论多于应用，也有生搬硬套“洋教条”的现象。应该在有鉴别与有筛选的基础上促进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进一步的结合，并且应用新的方法去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争取早日写出有份量、有价值、有世界影响的突破性史学专著。“历史哲学”是对人类的发展历史及史学自身发展所做出的总体宏观反思，是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层次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由于我国史学界很多人一直把历史唯物论误解为唯一科学的历史哲学，因而实际上也就终止了“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的研究。1988年佘树声所著《历史哲学--关于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思考》的出版，填补了这块研究领域的空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本书内容多系关于历史发展规律、历史演变道路以及社会形态方面问题的探讨，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与方法涉及不多。看来，关于历史哲学的内容构成、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等方面问题，还需要历史哲学家们做出进一步的探讨。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著述，例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主要是以探讨历史认识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问题为主要内容。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虽然发表过一些论文，但是还没有专门性研究著作的出版。
    反思性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不但从史学思想也从思维方式、史学模式方面推动了我国叙述型、实证型史学向解释型、理论型史学的转化，而且还将会把我国史学家的认知结构与历史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写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史学传世之作，带动和引发我国史学繁荣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