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类史学的转换与两种史学思想倾向
    新中国史学在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多次的思想倾斜与波动，这些思想倾斜与波动，当然是由于失误造成的。然而在分析失误的原因与性质时，却出现了种种分歧：或谓唯物史观失灵，或曰资产阶级史学顽固，或云反马克思主义情绪做祟，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提法，从表面上看来虽然都能找到一些现象做根据，但认真思考起来，都还需要进一步从深层进行考察。
    中国史学在四十年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概括起来，就是在两个时期出现过两次大的思想倾斜与波动：一次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在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时，出现过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一次是在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在史学走向开放，在纠正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时，出现过把唯物史观等同于教条主义、淡化唯物史观的倾向。这两次史学思思的倾斜与波动，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的。只有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分析产生这两次史学思想倾向的历史环境，才能对中国现代史学走过的道路做出客观的估计。
    中国史学发展的四十年，从史学模式方面分析，经历过两种史学类型的转换过程：一种是由实证型、叙述型向解释型、理论型的转换，一种是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换。这两种史学类型的历史转换，又是以世界性史学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和国内思想界、文化界理性意识的迅速增长为历史文化背景的。
    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西方史学以批判兰克派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强调历史的主体对历史的解释、阐发为主要特征，因而强烈地刺激了史学认识论与历史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在三十--四十年代，虽然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种种冲击，但是，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仍然基本上是传统的实证型、叙述型史学居于主导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在当时的史学发展背景下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具有把实证型、叙述型的传统史学转换为解释型、理论型新史学的积极意义。原英国历史协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巴勒克拉夫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影响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它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马克思认为，历史既是服从一定规律的自然过程，又是人类自己写作和上演的全人类的戏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当记载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应当从理论上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中国的历史学家经过学习与实践，多数人都能初步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或世界历史问题，其中一部分历史学家还能比较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解释重大历史问题，写出了一大批富于理论性，解释性的史学著作，例如：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等等。这标志着中国史学已摆脱了传统的考据史学束缚，向着解释型、理论型史学转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也符合世界史学发展的总趋势。巴勒克拉夫在总结与回顾世界史学发展时说：“1945年以后历史学家们开始对战前那种研究方式感到不满，而且逐渐明朗化，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学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同上书第1页）这里所说的“转变”就是指由叙述史学向解释史学的转变。随着这种转变，西方史坛由原来的兰克派实证主义史学居于支配地位让位给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巨大影响。法国年鉴派的史学家，不少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影响，其第三代的重要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认为在许多历史问题的解释上，例如关于历史分期（社会形态演变）学说，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的观点等都是“不谋而合”的（《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认识了世界当代史学发展的总趋势，会有助于我们正确估价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与历史作用，肯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性贡献。
    唯物史观引进中国，主要通过三条渠道：一条是苏联，一条是西方（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一条是日本，其中主要是苏联。而从苏联引进的唯物史观既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著作，又有列宁、斯大林的思想著作。四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引进的主要是经过斯大林解释和影响的“唯物史观”，带有相当严重的教条化、简单化倾向。再加之政治因素的干预，把唯物史观视作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对历史理论的研究。这样，也就把本来是可以作科学方法论的历史观，奉为“包医百病”的万灵药方”，到处生搬硬套，使唯物史观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更加助长了教条主义的蔓延。因而对待西方史学思思和中国传统史学思思采取了极其粗暴、简单的批判和排斥的态度。
    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当中国史学进行全面反省并且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期，由于人们特别是青年朋友当初接触较多的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实际上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宣传，这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使广大青年朋友把教条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把种种唯心史观误认为是唯物史观，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此出现了淡化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潮，有的人还把唯物史观当作教条加以批判，有的人更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等等。
    以上就是中国史学四十年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的思想倾向，亦即所走过的弯路。我认为，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认识上的片面性误解；一是社会对学术的过多干预。从历史学发展自身来说，这四十年在史学思想方面出现了两种简单化、片面性和误解：一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片面性和误解；另一种是对待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现代史学的简单化、片面性和误解。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其表现形式和主要倾向又各不相同。当中国史学家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问题时，有人就把唯物史观的原理、原则或方法论，简单、片面地归结为固定不变的思想模式（例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等问题），并且误解为“唯一科学的历史哲学”，把它教条化、庸俗化，把一切复杂多样的历史套进一个公式之中。相反，当中国史学由封闭走向开放，大力纠正教条化、简单化倾向时，有的人又简单地把唯物史观本身也误解为教条主义，分不清唯物史观与把唯物史观教条化、庸俗化二者之间的界限。当中国史学走上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实证型、叙述型向解释型、理论型转换时，又有人把中国传统史学简单地误解为替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思思工具，误解为“糟粕”而加以排斥和批判；也有人把现代西方史学笼统地视为资产阶级的“腐蚀剂”，误认为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文化，而加以粗暴地排斥和批判。这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误解，在社会过多干预学术的土壤中，经常产生半学术、半政治的短期行为，而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又容易转化为另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当中国史学正在认真地探讨与反省自己走过的历史弯路时，由于对前一时期所出现的思想倾向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思想方法等缺乏深入的分析，有的人又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误解、失去了理论信心，提出“回到乾嘉去”的片面口号。当中国史学从封闭走向开放大量引进与借鉴西方史学时，又有人以简单的思想方法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史学思想，甚至走向民族虚无主义。这些以一种片面性对待另一种片面性，以一种简单化对待另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就是伴随着两种史学类型的转换而产生的两种史学方法论的片面性和两种史学思想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