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中国史学的主体意识，形成不同学派
    反省中国史学四十年，前二十余年的主要错误倾向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与关门主义，后十余年的主要错误倾向则是民族虚无主义。这些倾向又不断地表现为对待史学思想上的片面性、简单化和误解。何以在中国的史学界产生并且长期存在着这些认识上和做法上的片面性、简单化和误解呢？何以史学思想会从一种片面性、简单化走向另一种片面性、简单化和误解呢？我认为，这主要的是和中国史学界缺乏独立自主的史学主体意识、缺乏对唯物史观、中国传统史学思想、西方现代史学思想进行坚实、独立的学术研究有关。
    四十年来，中国的史学断断续续受到社会环境方面种种因素的干扰，有的时候很难开展独立自主的研究。文化革命之前，社会一直把对待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态度机械地作为衡量史学家思想进步与落后的标准，混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在文化心理上，既有非理性的民族虚无主义，又有盲目的排外主义，把唯物史观看成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在文化问题上与治学方法问题上，不适当地强调一元化。因此，导致一些史学家盲目追随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作为“标鉴”。如果有人提出一个与社会通行观点不同的见解，就可能遭到无休止的批判和打击。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史学完全糟踏成为强权的附庸。因此，对待传统史学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想不但不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研究，而且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政治性的批判，加以简单化的否定。这不但使中国史学家失去了独立开展研究的环境，使学术思想逐渐走向僵化，而且把唯物史观推向孤立无援，频于衰颓的边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虽然获得了新生，改善了独立进行研究的环境，大大地增强了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独立性，培养了一批有才干的中青年历史学家，也写出了很多有特色，有思想的史学著作。但是时间还不长，还需要持续地研究下去。因此，中国史学发展的四十年，还没有出现一部对东西方史学有深刻研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著作，不但没有写出如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这样的书，就连当代西方史学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这样的书也没有。其次，也没有真正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与有风格的不同学派，既没有形成象以顾颉刚代表的疑古派那样有鲜明特色的史学方法，更没有出现象法国年鉴派那样具有广泛性世界影响的史学理论。这四十年既没有涌现出象前四十年曾经占据史坛的传统史学巨匠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也没有培养出象马克思主义杰出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之类的大师。这是中国现代史学最值得认真反省的问题，是这四十年之所以反复多次出现认识上的简单化、片面性的主要历史根源之一，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吸取的沉痛的经验教训。概括中国四十年的主要经验教训有三点：一是排除各种社会干扰，争取史学研究的独立；二是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史学放入社会史学的大背景中，以求发展中国史学的外动力；三是对唯物史观、中国史学、西方史学，做出自己的研究。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在史学改革开放时期，虽然出现过史学思想方面的偏失，但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主流。新中国成立后这四十年中，史学真正得到巨大发展而出现繁荣局面的，还是改革开放这十余年。目前，我国发展着的现代史学，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结构的方法论体系，史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史学继续向解释型、理论型、开放型的方向发展。今后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大力改善研究环境，建立中国史学独立自主的史学主体意识，对唯物史观、中国传统史学、西方近现代史学做出有独立思考的研究与分析，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格、反映时代精神的史学理独体系。为此，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体地位，又要以动态方法批判地总结与吸取中国传统史学、西方现代史学的积极遗产，不断地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防止封闭和僵化；既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又要形成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少元弹性结构；既要使史学研究独立自主，排除社会干扰，又要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使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处理好以上三种关系的前提下，应当积极鼓励史学家独树一帜，形成不同学风的史学流派，更应当支持史学家与哲学家密切合作，在深刻反省当代史学的基础上，写出富有思辩内容、超越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与西方现代史学思想的中国当代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著作。只有达到这种境地，才能使中国史学以鲜明的旗帜、独立的学术，居于世界史学之林，才能抵御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才有能力迎接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这既是建设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中国史学家严峻的历史使命。
    四、填平“代沟”，消除改革的“心理障碍”
    所谓“代沟”，是指不同年龄层次的史学工作者，由于对史学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不同体认、不同习惯而形成的对社会现象：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差距与界限。“代沟”现象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特别在文学改革的年代，在历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它更是一种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它的出现，并不是一件坏事，恰好是史学思想新陈代谢的一种反映形式，但是，史学界对它的认识颇不一致，更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因此，它也是值得反省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发展达到决定性转折时期，从史学观念、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的更新、变化来分析，世界史学普遍存在“代沟”现象。巴勒克拉夫认为：二战后西方资深的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目前，抵制历史研究变革的力量同推动变革的力量相比较，至少是一样强大，甚至可能更强大一些。”根据记载，近年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象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同上书第330页）而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普遍地对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传统的产品表示不满，对传统思想，对他们的先辈发起挑战。这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伯教授所说：在老一辈历史学家和“现代派”之间横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各自站在这条鸿沟的两侧，“以至不理解，甚至互相鄙视的态度注视着对方。”（《星期日泰晤士报》1956年2月29日）这里的所谓“鸿沟”，正是我们所说的“代沟”。
    “代沟”是历史的普遍现象，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是却有其共同的思想内涵。我们的任务则是从历史发展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上，如何认识和解决“代沟”。五十至六十年代，当时实际上也有“代沟”。三十至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多数习惯于传统的考据方法，五十年代培养的史学工作者，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情高、进展快。这就自然地形成了两代历史学家在史学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上的差距与界限。当时解决“代沟”的办法，是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学习唯物史观以及进行学术批判。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独立自主的研究与思考，虽然在表面形式上看来填平了“代沟”，但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与精神实质没有很好的理解与消化，因而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