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来看，辽钱在出土货币总量中仅占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钱或旧钱。《辽史·食货志》（卷二九）记载：苏辙使辽，所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这说明，即使在辽代中期经济鼎盛时期，流通货币仍以外来钱为主，铸币业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货币紧缩现象十分明显。
    那么，辽代自身铸币业为何始终发展不起来？分析其原因，恐怕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首先，客观上辽代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五京之中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商业活动频繁外，广大农牧区闭塞落后，尚处于自给自足或实物交换状态，而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不大，其商业活动无法与中原大都市相比，工商业主要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服务，对货币的需求量本身就不大。
    第二，辽铸币业本身起步晚，加之游牧文化流动性大，噬武尚战，性好掠夺，其钱币来源十分广泛。其中，从汉地输入的汉唐五代旧钱及宋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辽建国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着力吸引宋钱，逼石敬瑭进献边地旧钱，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还曾从民间征集钱币，大安三年，海云寺进献济民钱一千万缗。[1]（卷六○《食货志·下》）澶渊之盟后，更是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岁币银，从1004年--宣和三年（1221）的117年间，总共获岁币银3150万两，绢1907万匹，其中很大一部分应以铜钱折算。
    第三，辽境内铁多铜少，原料缺乏，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铜禁，并严禁私铸，致使铜铸币稀少。同时，辽境内盛产金银，矿冶发达，再加澶渊之盟后宋每年进贡的大量岁币银，在发现的贵族大墓中往往以成套的金银器随葬，金银也自然会大量流入市场，充作支付手段，《辽史·穆宗纪·下》（卷七）辽穆宗“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又“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由于金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钱币，这也是造成辽代铸币量少的一个原因。
    第四，契丹传统流行实物交换，在很多地区，直到晚期，牲畜、布帛、皮张一直用于充当支付手段。而早期铸币大多为了纪念，晚期也只是补充宋钱的不足。
    此外，作为传统的游牧国家，辽统治者从主观上对铸币业就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汉化过程中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之一，也是贯彻“因俗而治”为妥善处理多民族关系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辽代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燕云地区以汉人为多，北方牧区，以契丹为主，奚、汉、渤海人聚居杂处，辽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因俗”也包括了继承汉人钱币制度，大量使用汉钱。这一措施，除了客观上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币制的多民族性和主观上辽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远见和大度。
    纵观辽代200多年的历史，尽管铸币量极小，规模不大，但由于大量引进宋钱，严禁私铸，终辽一代并未发生严重的钱荒。直至辽末，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权利斗争加剧，生活奢侈腐化，再加上天灾人祸，道宗末，出现“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的政局，[1]（卷六○《食货志·下》）“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钱，而上下穷困，库无余积……寻禁民钱不得出境。”[1]（卷六○《食货志·下》）因需大量钱货用于赈济灾民，虽频繁更铸，发行数量居辽代诸帝之最，但大多流入私人封建主手里，国库平民日渐穷困，财政入不敷出，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王朝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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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武玉辉。新发现“天赞通宝”钱[J].中国钱币，1991,（3）：33-38.
    [4]王刚。辽代铁钱铸造年代管见[J].内蒙古金融研究。1996,（2）：8-11.
    [5]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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