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论证说明：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转变，门下省作为宰相机构的部分职权转移到了中书门下，而在以给事中为实际首长的门下省中，尽管还保留了对上、下行文书的审核之职，但其职权的重心已经发生转移，对上行文书的驳正逐渐减少，对制敕文书的封还成为其最主要的职掌。这是给事中职权发展的趋势，直到明清时期六科给事中的设立，仍具有对皇帝的命令进行驳奏的言官的性质。
    六结语
    综上所述，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三省依然存在，而且在皇帝诏命的起草和审核等方面的运作机制更加完善，并一直延续到后世。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尽管还与宰相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情况下三省长官皆由宰相兼领，尤其是中书、门下两省的名义长官必须由宰相兼领。但从机构建制上看，宰相与三省发生分离，宰相府署超然于三省之上（注：这一点也体现在中书门下体制下制敕文书的特性上。参见拙稿《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宰相的职衔也从共为宰相的三省长官，发展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的惟一署衔，这种职衔完全是以最高政务裁决机关中书门下为依托的。尽管中书门下体制下还是集体宰相制度，但宰相裁决政务，实行宰相轮流秉笔决事的制度，并逐渐向首相制度过渡。穆宗长庆（821-824年）以后，宰相的身份有了新的等级标志，即以馆阁职的加衔作为依据，不再以两省侍郎为宰相分工的依据。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所说：“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此后展开的两党之争，实际上是一种首相轮流组阁的形式。在这种背景下，中书、门下两省职权重新归位，以中书舍人和给事中为核心的中书、门下机构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并一直影响到宋朝甚至明清时期。
    在中国古代帝国体制中，皇权和相权共同构成了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是以二者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的。从魏晋南北朝以尚书省为宰相机构，到隋唐之际三省共同构成宰相权力系统，再到开元以后和北宋时期以中书门下为宰相机构，不仅是宰相机构名号的变化，而且也是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三省制是从尚书省宰相制到中书门下宰相制的过渡形态，中书门下宰相制并非向尚书省宰相制的简单回归，而是纳入了三省制的运作机制，使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力运作更加一体化。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宰相逐渐被纳入到政务裁决和执行部门的体系之中，更多地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中书门下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宰相通过中书门下对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从唐代中后期到宋朝，宰相职权进一步朝着掌管具体政务的方向发展。这是后来明朝可以废丞相而以尚书六部直接面对皇帝进行施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上的前提。
    由于三省制的一些运作机制被吸纳到中书门下体制之中，制度上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有所加强。即如中书舍人和给事中等中书、门下两省的主要官员，在尚书省宰相制度下是作为皇帝的侍从之职而设置的，在三省制下具有沟通内廷和外朝的性质（注：参拙稿《公文运作与唐前期三省关系中门下省的枢纽地位》，《史学论丛》，中国书店，1999年。）；而到了中书门下体制下，则成为了宰相统属的对皇权进行制约和监督的官职，此种性质一直延续到帝制的终结。另一方面，中书门下体制下皇帝与宰相在机密决策环节和重大人事任免问题上的距离越来越大，原本在决策环节上沟通内外的机构成为了皇帝命令的执行者，为内廷学士和宦官的干权提供了新的权力空间。正是由于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和三省职权重新定位带来的以上变化，导致了其后政治体制发展中一个看似矛盾却客观存在的现象，即君主专制越来越强化的同时，皇权所受的制约也越来越加强。
    从中国古代帝国体制演进过程看，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过渡，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及三省机构和职权的变化，是中古时期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上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