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农民抗租和有关租佃制度的问题，不能不涉及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法令等问题。遗憾的是，历史上政府有关主佃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一向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点。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是一个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题目；同时，也是由于没有受到适当的重视。因此本文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
    与一般了解的相反，追索欠租，过去并不是政府的责任，如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载：“奸民聚党相约，毋得输租巨室。近虽稍息，然亦渐以成风。官司催科甚急，而谷租者或置不问”。尽管从明代末年以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直到清代初年，大都仍是如此。因此顺治年间江南府县生员曾具呈巡抚，要求特别发布告示，督催佃户输租；康熙时期，佐贰等官追比佃租，敲扑佃户，均属非法擅受民词；雍正初年，福建巡抚毛文铨的罪名之一，也是“将穷民有拖欠地主租谷者，通饬地方宫照依征比钱粮之例勒限拘追”；河南总督田文镜亦发布告示，“佃人等果系抗租、荒地之人，许送官责惩”，表明过去并没有什么定章可循，政府插手追租，也不是什么普遍现象。（注：经君健：〈试论雍正五年佃户条例〉，《平准学刊》第二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直到雍正五年，清政府“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遂成为清代关于主佃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规定。为讨论方便，现录其全文如下：
    “凡不法绅衿私置棍板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发者，俱交部分别议处。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租课照数追给田主。”
    这一条例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另一方面，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注：经君健：〈试论雍正五年佃户条例〉，《平准学刊》第二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这一条例，在中国史里实具重大的意义，也是十八世纪初叶全面加强政府权力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在十八世纪前后发生了这样一种现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注：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97。）其中之一是因为，到清代前期中小庶民地主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个人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力量”毕竟有限；同时，可能是因为农民的“阶级意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驯服畏法改变为习于反抗，“因而越到封建社会后期，伴随着地主个人封建权势的削弱，国家机器的这种职能越加重要”（注：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页137。）。
    从此以后，凡是佃户欠租，业户就可根据这一条例禀官追讨，相反若业主“违制”追欠，佃户也可告官处理。例如，乾隆三十五年，江苏武进李亦卿倡众抗租，致起衅端；乾隆十八年，广东罗定州梁上携抗欠租谷，赶殴田主，皆被判“合依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例，杖八十”，分别枷号、折责；（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以下简称《抗租斗争》），中华书局，北京，1988，页69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以下简称《剥削形态》，中华书局，北京，1982，页758。）又如乾隆三十六年， 广东海阳佃户孙元士拖欠租谷二十五石四斗，田主陈达奇“割禾肇衅，在场又不劝阻”；乾隆三十二年，江苏奉贤金鼎绶因王武京施欠田租，出言催索，致酿人命，皆判“合依不应重律，杖八十”，分别折责或革去监生。（注：《剥削形态》，页580、777。）
    这里所谓“不应重律”是什么意思呢？清代对于“州县自理”的案件，给以州县地方官的最大刑罚权限就是“笞杖”（注：寺田浩明：〈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与对‘法’的理解〉，见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北京，1998，页115。 ）。所谓“不应重律”，就是“不应为”律中之重者。《大清律例》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其下小注云：“律无罪名，所犯事有轻重，各量情而坐之。”它主要应用在讨债、追租、回赎等“户婚田土”一类场合。（注：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页139。）
    在实际运行中，雍正五年条例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应当看到，禀官追欠是要负担花销的，“其进禀也，有出牌之费；其行牌也，有发路之费尤重；其到案也，有铺堂之费；其管押也，有饭歇之费；其结案也，则原差、图差、保正皆有酬劳之费，视租决之多寡为轻重焉”。因而对一般庶民地主来说，“以佃户欠租而至于提押比追，即使全数收清，犹恐不能偿开租之所费”。而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往往“存一势利之见，非遇巨绅显宦之嘱托，则不肯出一票，发一差，拘一人”。因此，它可能更多地是保护了绅衿地主的利益，对于势孤力单的众多“中小地主”来说，正是“欲效上项大户之所为，而不能也”（注：经君健：〈试论雍正五年佃户条例〉，《平准学刊》第二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从各地案例也可看出，尽管条例表面上似指“绅衿”而言，而实际涉及此类问题的多是所谓“庶民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