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据史书记载，在业户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忍气吞声无可如何者”；对于占大多数的中小业户来说，“情极送官，未尝不追，然皆有名无实。况田主一经涉讼，未免有守候之盘费与往返之耽延，计所欠之租，即使如数追还，尚然得不偿失，况告官未必即追，追而未必全还乎？是以田主只得哑忍，而恶佃且以为无如彼何”；“田主催之不应，起之不能，不得不鸣官究追，而地方有司又未免以业富佃贫，量追了事，究之应得之租十无一二”。（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以下简称《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页12、72、86。）地方官府的传统职责，一向仅是“征粮”和“听讼”，其中并不包括征收田租，所以朝廷新的规定无异于给地方官员平白增加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故史书记载，“当事但知征粮”，“官司催科甚急，告追每置不问”（注：《斗争资料》，页26、62。），遇强佃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注：秦蕙田：“龙德而正中者也”，《皇朝经世文编》卷10。），催租毕竟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这些，恐怕都是当日中国实际状况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官府催租必要经过差役以及图保之手，“县差于奉票之初，先向业户索钱，名曰发路；及至下乡，又向佃户需索，如已饱索，即为佃户设法延宕，匿不报案。更有该图地保，与地总表里为奸，或匿佃不出，或抱身包揽，以租欠十之二三挜交业户，勒逼完案。其或佃户经官枷责，地保等反唆佃户家属向业户索讨盘费。是以业户控租，实难于县控，转多延累。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实由于此”；以致“田主欲行禀追，又恐招富户名色，受差扰害”（注：《斗争资料》，页48、95。），这些都会影响到官府的催租及其效果。也正是如此，后来苏州才出现了“租栈”一类的私家收租机构（注：经君健：〈试论雍正五年佃户条例〉，《平准学刊》第二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但它在中国毕竟是一个别现象--如所周知，江苏正是抗租抗粮特别严重的地区。
    但另一方面，绅衿地主就可以受到保护而为所欲为吗？从清代《实录》所载几项大案看来，这也是不一定的。例如，康熙二十九年江苏沐阳胡简敬父子“一门济恶，霸占民人妻女田产，诬告盗情，致毙人命”，圣祖谕：“若绅衿土豪倚势横行，凌虐小民，藐法纵恣，毫无顾忌，穷黎受害何所底止？”遂加以重惩。又如乾隆三十六年，河南安仁监生段兴邦威逼佃户周德先父子五人先后自尽一案，在高宗数次干预之下，因其“以佃户欠租细事，告官追断，已非安分之人”，复逼出人命，“不仅倚富逞强，欺凌懦佃”，必其平日“勾结”官府人役，故改为从重判罪，照光棍例定拟斩监候；复因该犯“为富不仁”，将其所有田土资财拨充公用，以为学舍义田之类；并将前两任知县解任严审。又如嘉庆二十年，礼亲王昭梿亦“以田租细故，辄咨刑部催追”，“逼令增租不成，即横加敲扑”，“倚势妄为”，被议治罪。（注：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以下简称《实录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329、323-327。）这是当时《实录》所载有关少数要案之一，其意义自不一般。
    当然，雍正五年条例实行的效果如何，毕竟还要看各级政府对待增租、夺佃以及一般租欠等问题的具体态度。它是我们要考察的又一个方面，也是政府处理主佃关系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
    在增租问题上，可能与一般想象相反，官府通常并不准许加租，如乾隆朝名臣、直隶总督孙嘉淦曰：若业户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对加重租息。（注：《斗争资料》，页165。）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 如江苏崇明佃民向例夏冬二季交纳业主田租之外，尚有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项，雍正七年经知县祖秉震具详禁革立碑；乾隆三十三年，宁都民人曾顺周具呈，称“田主于额租之外，杂派多项，扰累难堪，恳准赏示严禁”，经江西布政使司批准；雍正九年，广东程乡县民控告本地富豪违例加收田租，奉抚宪批：“大斗剥佃，历申严禁，而此风尚未革除，殊堪痛恨，仰潮州府速勒石永禁”；康熙年间，福建上杭田主欲于常额之外，大斗取租，引起佃民反抗，“亦由于田主刻薄之所致也”，地方官府断令：“遵照钦定部颁斗斛，较准颁发”（注：《斗争资料》，页27、83、124、101。）。对于田主向佃户多加押租，官府往往也是不准的。（注：《求实斋类稿》，见鲁子键：《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成都，1984，页661。 ）也可以说，官府不但不准加租， 反多是倾向于轻租，或减轻租税负担的。
    在一些时候，官府也常常要求业主减租或“情让”部分田租，如康熙五十年苏州灾歉，“明让之令，久已出自各宪”；雍正八年，苏州巡抚尹继善奏，崇明麦收稍薄，佃户“亦应求田主情让”（而不应聚集不法云云）；乾隆二十九年，江苏虫灾，巡抚陈弘谋批檄各州县官，履亩勘明收成分数，传喻业佃人等，按照所收分数完租，如因分数多少争较者，即就田内所收各半均分；乾隆二十年江南大灾，曾经谕令佃“不起租”；康熙三十年前后，松江连岁大荒，佃户结党抗租，“官府不之禁”（注：《斗争资料》，页26、27、41、43、25。）。在广西陆川，在一次命案中，问官审问监生黄潮：“查卷内止开黄金玉们递年共欠租谷一百二十一石，怎么你说是三百余石呢？”供：“这是从雍正十年算起的，从前还欠有一百余十石，前县主勾免，不准算了。”问：“那黄金玉伯侄们，原是穷苦的人，卖男鬻女，才凑得二十千钱，缴你做租，原想耕种这田。你既另批李正开们耕种，这二十千钱（案：仅折租三十三石，黄氏共欠上百石），你就不该收领……岂不是你为富不仁吗？”并因佃户黄世贵被殴身死，所欠租谷八十八石，“其田既已另批，应免追给”，一起都给免了。（注：《抗租斗争》，页709-716。）
    一些官员“恤贫”的思想行为，诸如“官长必念我苦而不我罪”、“意在偏袒下户”、“沽名曲护”、“姑息穷民”等，（注：《斗争资料》，页26、85、169、123。）也是在实际判案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注：旗地情况，见《斗争资料》，页169、192。）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对豪强地主的强烈批评，如汉代董仲舒对“豪民之田见税什五”（《限民名田疏》），唐代陆贽对“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土地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的指责（《均节赋税恤百姓疏》）。这种思想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并没有多大改变。它和我们在案判中所见到的情形，也大体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