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更有甚者，从宋代起，官府即曾明令田主降低佃户地租。（注：周藤吉之：〈宋代的佃户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如元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 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定为例。（注：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华书局，北京，1982，上，页388。 ）另一方面，则是在蠲免时要求业户减轻田租。
    政府实行蠲免，大约是从宋代开始的，以后一直持续下来。据说，当时政府曾规定，遇到灾年政府减轻地主田税时，地主也要减轻当年的佃户田租。它们盛行于元朝以后，直到清代。（注：周藤吉之：〈宋代的佃户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 中华书局，1993。）
    清代从康熙年间，政府屡次蠲免田赋，即多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其最早的记载，可能是康熙九年；康熙二十九年，山东巡抚佛伦疏请劝谕绅衿富室，当蠲免之年，“将其地租酌量减免一分至五分不等”，定“七分蠲免业户，以三分蠲免佃种之民”；康熙四十九年，兵科给事中高遐昌建议推广山东所行之法，并将其“永著为例”。乾隆初政，打算免除历年积欠钱粮，并再次强调“劝减佃租”，谕曰：“业户受联惠者，十苟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调免佃户之租者。闾阎兴仁让之风，联实嘉悦”；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望有身家者“减轻田租”、“赡养佃户”之谕，再度提起这一问题：“何如有无相资，使农民不肯轻去其乡，即水旱无虞大困？”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注：《实录资料》，页314-322； 经君健：〈论清代蠲免政策中减租规定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 高王凌前引文，页118-119；胡春帆、花喻、黄十庆、温奇：〈试论清前期的蠲免政策〉，《清史研究集》第3集，1984； 张建民：〈论康雍乾时期的蠲赋与减租〉，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在蠲免钱粮的同时，有时政府也免除应征旗租，如乾隆六十年，令通州等五十二州县自五十三年起节欠旗租银六十八万两零，无庸向各佃户名下征收。（注：《斗争资料》，页168。）
    政府蠲免时规定减免地租办法和分数常有变化，例如康熙年间，定例业主得七，佃户得三，有“尽与之”者，（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4。）乾隆初年，定“十捐其五”，即业户邀免一两者，应免佃户五钱（江苏），十一年又准“业六佃四酌给”（福建），故常为此引发争端。如福建上杭罗日光等鼓众勒令业佃四六分租；广西潘扶迷等认为得减租四分，致各佃止肯纳租六分；湖北房县孙五只肯六折还租，不接受照钱粮让十分之四之说。（注：《斗争资料》，页33、103、151；《抗租斗争》，页702。）另有一些地方， 仅因政府蠲免即可引发佃户要求捐租的斗争，因此，它对减轻田租也有一定的影响。
    政府不准许增租夺佃，这点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旗地租额本轻，据说“圈占之初，租种者少，是以每亩议租三五分至一二钱不等，亦有每年仅交柴草牲畜等物不复议给租银者”（注：《斗争资料》，页167。）。康熙末年，经文安县令梁缵之请， 直隶全省被圈州县明令禁止增租夺佃；（注：衣保中：〈清代八项旗租地的租佃关系〉，《洛阳师专学报》1987：1。 ）康熙五十七年乐亭县曾奉本府信票勒石规定：“佃户不得告减，地主不得言加”（注：《斗争资料》，页184。）；乾隆五年议定，取赎民典旗地之时， 应询明见在佃种人姓名及租数，“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其租银照册收取，不得分外需索……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五十六年因“原佃额租本轻”，该例一度修改，至嘉庆五年仍改照旧例，“禁止增租夺佃”（注：《石渠余纪》卷4； 余也非：〈明及清前期的官田地租形态〉，《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84：1。）。
    为何不许随意加租，清廷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在照梿一案中，仁宗皇帝谕内阁：“我国家永不加赋，正赋钱粮，只于按例催征，每遇水旱偏灾，仍必加恩蠲缓”，各王贝勒家衣租食税，“亦当仰体此意，岂宜分外苛求，恣行贪虐”（注：《实录资料》，页325－326。），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赋”之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
    实际上，自十八世纪初叶，政府即屡次讨论到这一问题，如雍正七年，世宗曾“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穷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雍正十三年年末，高宗曾“劝减佃租”；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注：《实录资料》，页316-317。）可见从政府角度来看，是宁肯其减，而不允其增的。
    从各种实际案例中也可看到，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准许加租，如乾隆十八年，广西博白刘元孔等佃种龙天德田亩，照俗例每种一斗还租一石二斗，共许租谷六斗，已经应允，迨下种后，又要加租，事后发生冲突，官府案断：“龙天德当刘元孔等强耕田亩之时，并不告官理明，迨至稻禾成熟始行争收，亦属不合”；乾隆四十四年，广东嘉应州傅志恒佃种寺僧田亩，年纳租谷六石六斗，并无少欠，因田多租轻，古振略兄弟情愿加租承批，僧人贪利应允，遂发生命案，判古振略“钻佃夺耕，酿成人命，应与私行批佃之寺僧省证，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乾隆四十六年，安徽望江陈以太佃种三石五斗田种，每年交租二十八石，新换田主刘光丰要加至三十五石，经恳让后要照老契交租三十二石，发生冲突，判“刘光丰照契加租，非额外议加，尚无不合”，是额外加租，当属“不合”；乾隆三十年，湖南益阳郭应昌等佃种一丘荒田，垦熟后田主要求加租，复欲退佃，发生冲突，判“所垦荒田，既系郭平先、郭应昌等费工开垦，应免加租”（注：《剥削形态》，页77-79、187、190－192；《抗租斗争》，页681－683。）。
    还有一些例子表明，政府对佃权是采取某种保护态度的。如乾隆七年甘肃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土旷人稀，开垦之始，小民畏惧差徭，必借绅衿出名报垦承种，复立“永远承耕，不许夺佃”团约为据。迨相传数世，忘其所自，或租粮偶欠，或口角微嫌，业主子孙即以夺田换佃告官驱逐。应请将当日垦荒之原佃子孙，止令业主收租，果有拖欠，告官押追，不许夺佃。倘立意抗欠粮租至三年者，方许呈明地方官，讯实驱逐，田归业主。（注：《斗争资料》，页24。）各地佃户永佃权的增加，或与政府的这种态度有一定关系。（注：张建民前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