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所谓“阶级”云云，只是一个事后分析和批判的结论，我们纵观刑科题本中各项判案的记载，从未见到区别身分的记录或此类的分野。过去学界流行着古代中国是“地主阶级的国家”的说法，但历史上中国似并没有“地主阶级”与其他对应阶级的划分；“地主”是什么概念，如何划分，也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注：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1。 ）从历史资料来看，所谓田主和佃户的区别，不过是一件租佃争端中的当事双方；而清代法律如雍正五年条例中所指斥的，更近于“豪绅地主”。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人家在一县之内也没有几家，与其后村村都划出几个来斗的“地主”是大不相同的。而一般所云“地主”，有的是孤儿寡母，不得不靠家有几亩田的地租维持生计；有的出外做工、做事，家里的土地照顾不过来；或是改营其他作物，不适合的田亩也不能不予出租……凡此种种，恐怕都不能简单地称做“地主阶级”。所以我们在案例中往往不能做出二者的明确区分。在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时，这些都不能不注意到。换句话说，恐怕在古人的思想里，只有一些具体的对象（相反，很多冲突都属于普通农民之间及亲友之间的争端）。它们大抵上都不过是作为个案处理，并依法办理的，如两江总督那苏图所说：
    总之，业主佃户各有淳顽，有业主恃势欺凌佃户者，有佃户逞刁抗拒业主者，原自不一……惟在地方官随时劝导，随事惩儆，庶可潜移默化。（注：《斗争资料》，页11。）
    或如清人所说，“业主佃户莫不以狙诈相尚”（注：《斗争资料》，页62。），偏袒哪一方恐怕都是不可取的。（注：《斗争资料》，页87。）因此有不少官员提出“主佃相依”、“相须相济”的观点，（注：《斗争资料》，页87。）如黄中坚曰：
    窃惟为治之道，在乎使民各安其分而已。强凌弱，富欺贫，是之谓横，横则民受其弊。贱妨贵，小加大，是之谓逆，逆则国受其弊。（注：《斗争资料》，页25。）
    吴震曰：
    照得粮从租办，普天同例。业户重资置产，不能遍行耕种，招佃出力代耕，冀其办纳额租，输粮之外，以赡家室。而佃民赖耕为活，自己苦于无产，因而承种业田，办租之余，借以资生。是业主佃户，本系臂指相连，休戚一体。（注：《斗争资料》，页28。）
    这与当时高宗皇帝鼓吹的“视百姓为一体，视民事如家事”的思想，也是相互一致的。（注：高王凌前引文，页102。 ）这里，我们通过法律研究这一视点，正可以重新考察与“古代国家”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据一项宋史研究表明，中国政治并不是完全无原则的、肆意而行的权力政治。其专制政治的理想就是，万民同是天子赤子，都是平等的。佃户制度自宋代流行以来，历近千年之久，必定有它的理由，必须承认其中有一个讲得通的道理。如果不看到这些，那“迄今为止历史的价值”恐怕也都会丧失了。（注：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中译本，第5卷，中华书局，1993。 ）而从一种“大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央集权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重视。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我们不能凭空武断的说他们一意维护绅士阶级之利益。当时并无这样的法制，也缺乏相应的意识形态的主张，足以支持这种政策和行为。（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