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在商业经营中保持着儒家理念的商人，在遵循儒家伦理规范、保持儒家道德修养等前提条件下，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儒家的理念、精神不仅没有成为谋取物质利益的障碍，没有沦为空泛的道德教条，而且具有很强活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观念形态，透过各种规制和具体的运作方式规范着他们的言行。因此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儒家思想观念已成为促进商业人士经营活动有序进行，以获取商业利益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儒家思想与明清时期的商人
    1.儒与贾
    明清时期中国许多地区的商业活动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时期，商人们云游四海，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明代徽州有句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即颇为生动地揭示出一种社会现实与某些地区人们的普遍心理。这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特别是在徽州地区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到清代道光时期，徽州“农十之三，贾七焉”[1]（卷二五《风俗》）。商业人口已经远远超过农业人口。 其中一些望族大户也同样乐此不疲：“今新安多大族……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2]（卷一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
    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自然条件欠佳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新安土硗狭，田畜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3]（卷一五《程少君行状》）。“歙、休两邑，民皆无田， 而业贾遍天下”[4]（卷四）。山西南部和中部地区的人们也纷纷从商。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5]（卷二三）。在广东、 福建以及浙江的宁波、龙游等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并且形成商帮。
    商人势力的崛起，自然会引起社会的波动，带来各种相应的变化。余英时教授在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及有关明清社会变动的研究中，曾经比较明确地提出：到了16世纪，儒家传统的“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因为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在社会与文化方面开疆辟土，从而对传统的儒家价值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甚至还指出：商人不再仅仅对士的价值体系一味地“附庸风雅”，而是通过所谓的士商“异业同道”，使儒家的“道”获得了新的意义。我认为儒家价值在商人中间仍然得到尊重，并且受到有力的维护，而从“儒贾”在明清时期的出现，以及由“儒贾”所代表的商人价值取向等方面来看，不难发现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人们并非是要摆脱或挑战儒家即有的价值，而是努力地要使自己“获取利益”的行为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价值体系，以便名利双收。
    陈其南教授在《明清徽州商人的职业观与儒家伦理》一文中将儒与贾更多地作为两种职业来对待，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所谓“儒贾两业的互不相容”之观点。对此，我也不敢苟同。尽管儒与贾二者之间确实有着职业上的差异，儒以掌教化为职，贾则以治生获利赚钱为能，这也势必会造成他们两者之间价值趋向的明显不同，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然而，明清时期的商人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治生获利，而是有着比较强烈的道德要求和精神向往。山西商人“（王）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心，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经，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6] （卷四四《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在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恰巧就是既承认儒与商贾的职业差异，又从精神上对儒与商贾进行了超越。显而易见，像他这样的商人，在利与义之间既有明确的选择，也有痛苦的挣扎与理性的醒悟，结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的取舍，而是努力跨越商贾的职业局限，争取达到利与义兼备双修的最佳境界。这一时期的一部分商人，实际上已经在精神与价值观念等方面超越了儒与商二者之间职业的界限，尽量用儒家的理念支配自己的行为，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究竟在何时由何人最早提出的“儒商”这一概念，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透过广泛的文献检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至少到明朝人们已经将儒与商联系在一起，并且有了“儒贾”之称。详见《太函集》卷六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余惟乡俗不儒则贾，卑议率左贾而右儒，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贾儒则狸德也，以儒饰贾，不亦蝉蜕乎哉！”此后，人们经常使用“儒贾”乃至“良贾”、“廉贾”这样的名词，专门指称那些在商业营活动中实践儒家思想观念的商人。这样就为我们断定并认识这一社会群体的存在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如黄玄赐“其商齐鲁，齐鲁之俗，宽缓阔达，喜儒备礼，有周公遗风。公（黄玄赐）临财廉、取与义，齐鲁之人评公：‘非惟良贾，且为良士焉。’”[7] （卷五《黄公玄赐传》）与黄玄赐同宗同族的黄崇德，虽然以商为业，但是绝少商人的一些坏习气。“公复折节为俭，无以富故矜夸。诸贾人饰冠剑、连车骑为富贵容者，见公束修瑟缩汗出，更相师效，如猗顿师陶朱焉。复倚公为纲，凡地有议，必正于公，是是非非，得公一言而决，上官亦莫之夺。……公复率其子弟宗人商于淮南，子弟宗人皆能率公之法而为廉贾。”[7]（卷五《黄公崇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