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案例中，官府也不轻言退佃，如福建龙溪佃户游孔阳历年欠租无还，田主控追，县令断追还租，因“未经起佃”，依旧拖欠不清。直隶旗地佃户阎为平等不肯退佃，田主屡次具呈，但知县“偏护刁民”，不肯押令退地。就是被判“发近边充军”的安其，也是很少见的事例（可能是因霸占公主府旗地之故），而且也不知道它的执行情况如何；（注：《斗争资料》，页110、192、202。 ）福建海澄田主黄益水虽因佃户吴乞欠租，另行招佃，“但不对会明白，亦有不合，应照不应轻律，笞四十”；福建沙县程德厚因冯戒生欠租，“但不对会明白，酿成人命，亦有不合，应照不应轻律，笞四十”；浙江永康县潘思永佃种六十把田，田皮是祖上传种，田骨属吴国养，吴欲自种，思永具禀官府，批断原佃续种。（注：《剥削形态》，页130、133、563。 ）此外，湖南兴宁佃户唐汝山连年欠租，田主李元章欲行改佃，发生冲突，官府问李：“一田两佃，以致起衅，你先有不是了。唐汝山共欠了你多少租谷，就要他退田呢？批耕银子久经奉禁，你因何公然收受呢？”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福建邵武佃户翁立魁积欠租谷六十二石，凭众劝处，从其挂脚钱中扣出十千文，抵还租欠，其后因“家里孩子害病，费用了些，一时力量不及”，复欠不还，田主丁廷献言明代起佃，翁倚恃田在伊家门首，辄持铁尺出阻，致相争闹，判丁起田召衅，合依不应重律，杖八十；湖南桂阳僧慧南屡向佃户加租不允，将田另佃，判其违例收受进庄银两，又复一田两佃，致酿人命，应照不应重律，仗八十；广东清远田主罗连富藉口欠租，不还批头银两，致启衅端，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注：《剥削形态》，页358、367、371、407。）
    相反，在另一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些退佃的佃户，官府也常免掉旧欠。如广东永安佃户黄舜若屡年拖欠租谷一百四十一石，田主赴县控追，蒙唤审讯，舜若情愿退田，要求免追旧欠租谷，田主同意，就此结案；又如《江南征租原案》规定：“业经退田之佃，如果家道殷实，其人平素欺侮业户，抗欠数多者，许业户于退田之后，仍将欠数据实呈明，官为比追。若系贫乏之佃，业户既已退田，收复田面，即可概从宽免”（注：《斗争资料》，页132、45-46。）。
    政府的类似干预常也涉及于田面权的规定，如福建长汀有根租、田面，“是一产而主佃皆为世业，每致告争讦讼”，“宜禁也”；因而福建佃民私立皮田、田根名色，历奉禁革有案，如雍正八年之汀州府、乾隆二十七年之福州府，至乾隆二十九年，布政使司更于通省勒石示禁；（注：《斗争资料》，页99、115－117。）收取押租，也“久经奉禁”（注：《剥削形态》，页358。）。 这一类做法因深切干预到民间经济生活及其正常运作，也经常引起争议。
    例如，乾隆初年，翰林叶一栋进呈经史讲义，言及南方业户苛刻佃户之弊，说道：
    部颁斛式每斛五斗，收租之斛大率容五斗五升，甚者至五斗八升……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南方计亩征租，向无定额，比年以来，田价日贵，租额日增……黠佃争论多寡，即夺其田而不使耕，穷民惧其失业，所以俯首听命，至于准折其子女而无告。
    对此表示了强烈的谴责。两江总督那苏图遵旨复奏，便提出许多不同看法：
    查两江各属业户收租……所用租斛、租秤、租戥，皆就各城乡镇集，相沿行使之斗斛秤戥置用……收租之家不能于市斛、市戥之外另为加增，亦不肯于市斛、市戥之内故为减少，此斛、戥之不能划一，盖系随地而异，各随民用，相沿已久，习焉而安者也。至……其租额之多寡，系各视其田之肥瘠及彼处斛、秤之大小斟酌而定，亦属历来相沿之旧额。虽更换业主，佃户总照旧额，立约输纳，其额亦人所共知。故田价虽昔贱今贵，而租额不能增加，昔贵今贱，而租额不能减少，此征租原有定额，从无租随价增之事……且江南民例，凡十分收成之年，则照额完租，九分收成者，只完九分八分之租，其余以次递减。其间刁黠佃户，即十分收成之年，亦止完八九分之租，此外又有拖欠悬挂、抗不交租者。是定额之内，往往不能照额取盈，何能于定额之外滥有浮加？又江南陋习，佃户佃田有送上首佃户顶首钱名色，故业主欲更换佃户，彼必索取他佃之顶首钱，如不遂欲，即霸占不容耕种，每致因此讦告……（注：《斗争资料》，页10-11。）
    指出了业主收租和农民抗欠的许多实际状况；另外也表示出在如此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政府政策的拙于应付和矛盾不一的一面。
    再如前述乾隆三十三年，江西布政使司曾经批准，严禁宁都等地额租之外多项杂派，诸如田山批赁、白水谷、桶子谷、行路使费及节牲等年节仪物等。同治《瑞金县志》载（宁都瑞金二县同属赣州府管下）：
    （雍正七年，新任郡守）意在偏袒下户。奸徒窥见意旨，遂乘衅而动，聚诸游手，沿乡科敛，按亩索钱，挺身为词首，创立名款，用诬田主，其大端则以革批赁、桶子、白水为词。郡守信之，檄行各县悉为革除，以致主佃相狱，累岁未已。不知批赁者，瑞邑之田，价重租轻，大约佃户所获三倍于田主，又有晚造豆麦油菜及种烟与薯芋姜菜之利，例不收租。田主既费重价，又纳粮差，凡陂塘水利，岁有修理，佃户一切不与。故于批耕之时，量出些微，以少答田主之重费。嗣后十年一次，尚不及百分之一，未为过也……其田原无灌荫，田主自为开浚山塘，或障截溪涧，所费不资，例应主七佃三，佃户一时不能措办，田主宽其限期，许于纳租时量出花利若干，谓之白水。此田主宽恤之德，反以为苛虐可乎？若桶子，即正租也。官桶收租，天下通例，瑞所用乡桶，较官桶差小，应补正桶若干，谓之桶子，非正租外别有桶子也……遂谓每亩正租只止容一石，一石外多余升合，即为白水，一概减去……岂通论乎？况瑞邑下田有不足一石之租者，又何从而取足一石乎？（注：《斗争资料》，页83－85。）
    在广东清远、湖南道州等地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注：《斗争资料》，页124－125；经君健：〈清代民田主佃关系政策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2。）另有一些地方，如上述宁都下乡等地， 租息很低，其原因“盖自明嘉、隆、万、泰时，家给人足，素封者既费重金，稍有盈余足矣”，但因批田较他乡稍重，也造成了一些误解。（注：《斗争资料》，页79。）又如前述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交租之例，“如被灾五分，则收成只五分，自应只收五分之租”，“奉旨允行”后，监察御史陈其凝奏称：
    臣窃谓天下之田地，佃种交租，不出于分收交纳之二法。虽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数交租，田主断不能收租于分数之外，佃户亦止肯交租于分数之中。业户出田以养佃，佃户力作以交租，民间交易，情可相通，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请民田佃种照旧交收，不必官为定例。（注：《实录资料》，页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