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据《琉球国志略·封贡》，成化十八年（1482）以后，关于琉球来明留学生尚有如下可记之事：
    弘治元年（1488），琉球遣使来明，“时蔡宾亦随贡使至，言‘成化中读书南京国子监，今吏部侍郎刘宣，时为祭酒，特加抚恤，乞容执贽于宣所致谢。’许之。”嘉靖九年（1530），琉球遣蔡瀚为使来明，“瀚请遣蔡廷美等四人归娶。给赏有差。”嘉靖二十二年（1543），“（琉球）王请遣官生梁炫等归娶。时，炫等就学南监已逾七年。诏给资粮驿骑，遣人护归。”嘉靖三十四年（1555），琉球遣使来明，“又请官生蔡朝用等归国省亲。许之。遣使送归。”隆庆五年（1571），“（明朝）遣官生梁炤等三人归国，从（琉球）王请也。”
    综上所述，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至万历八年（1580），琉球至少向明朝派遣了16批留学生。其成分有王室子弟、国相子、寨官子、陪臣子等。他们在永乐以前（含永乐），当然均入南京国学，明朝迁都北京以后，也多入南京国子监。在华期间，明政府对他们极为优待，同时又对其严格要求，严加管理，对触犯刑律者同样予以严肃处理而不姑息迁就。其留学期限，虽无明确记载，但据前文琉球王“请遣五人归省”的材料及《南雍志》的有关记载分析，一般当在6年左右。 他们在明朝学习汉语和汉文化，归国后，因多是贵族与官僚子弟，所以一般在政界担任重要职务，因而非常有利于发展琉球同明朝的友好关系和促进汉语汉文化在琉球的传播。《咸宾录》说：“（琉球）凡司刑法、钱谷等官，皆土人，为武职；其大夫、长史、通事官，司朝贡，为文职，皆三十六姓人及学于国学者为之”[10]（琉球），证实了这种情况。史载：清初，在南明小朝廷苟延残喘期间，琉球“犹遣使奉贡”，足见其对明朝感情深厚。所以史官称：“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4] （《明史·外国列传》）
    琉球在不断向明朝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也极重视在国内兴办教育，推广汉语汉文化。《殊域周咨录》称其国：“陪臣子弟与凡民之俊秀，皆令习读中国书，以储他日长史、通事之用。其余但从倭僧学书，识蕃字而已。”[7]（琉球）正因如此， 汉语汉文化在明代的琉球得到了比较广泛深入的传播，产生了一些通晓中文的人才甚至汉文诗人，改变了昔日文化落后的面貌：其国“虽无历官及阴阳卜筮之流，然亦谙汉字而知正朔。至于作诗，未必尽效唐体，而弄文墨、参禅乘者，间亦有之。盖久渐文教，非复曩日之纯陋也。”[7] （琉球）《咸宾录》说：“琉球僻居海岛，雄视东南，自以为鸠巢之固也，用是历代以来不亵朝贡。隋、元临之以兵卒，不奉命。至我国家，向化献琛，胄子入学。其殆可以德绥，未可以威劫者耶？俗本夷也，今变华风，渐染深矣。[10]（琉球）
    入清，琉球迅即于顺治三年（1646）向清朝遣使请封，此后又一再遣使入贡，并于顺治十一年（1654）上缴了明朝的敕印。于是，清廷于康熙元年（1662）遣使封琉球国世子尚质为琉球国中山王。从此，琉球成为清朝“藩属”。
    清朝重视同琉球的关系，康熙八年（1669）特意在福建重修柔远馆驿，用来接待琉球使臣。琉球也一如既往，“慕效华风”，在国内推行汉语汉文化。康熙十二年（1673），琉球在久米村创立文庙，“庙中制度，俎豆礼仪，悉遵《会典》。”[11]（《清史稿·属国一》）康熙五十八年（1719），又在文庙南建明伦堂，谓之“府学”。《琉球国志略·学校》载：“学校（按：府学）在久米村泉崎桥北圣庙东偏。康熙十三年立庙，尚未立学。五十六年，紫金大夫程顺则启请建明伦堂，又于堂北祀启圣并四配神主。五十七年冬，堂成，蓄经书略备。国王又敬刊《圣谕十六条》，命程顺则演其文义，月吉读之，官师则紫金大夫一员司之。每三、六、九日诣讲堂，稽察诸生勤惰，兼理中国往来贡典。讲解师则择久米内文理精通者一人为之，不拘大夫、都通事、秀才皆可，岁廪十二石。训诂师则择句读详明者一人为之，岁廪八石。”这种特殊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紧密配合琉球的对华政策与外交路线，同汉语和中国的声名文物密切相关，非粗通汉字汉语者所能讲授，因此府学教师是既懂琉球语又懂汉语的“通事”和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大夫”等。
    嘉庆三年（1798），琉球在其王府北面建立“国学”，同时建立了三所“乡学”，“国中子弟由乡学选入国学”[11]（《清史稿·属国一》）。嘉庆七年（1802），有众多华裔居住的那霸港官民又集资兴建了四所乡学，以满足当地青少年学习汉字汉语的需要。而集中居住在久米村的闽人三十六姓之后裔，更是继承了前代重视汉文化学习的传统，乐于投入。嘉庆四年（1799），曾经作为副使出使琉球的清朝官员李鼎元，在其日记中写道：“……久米官之子弟，能言教以汉语，能书教以汉文，十岁称若秀才，王给米一石；十五雉发，先谒孔圣，次谒国王，王籍其名，谓之秀才，给米三石；长则选为通事，通译大夫，中议大夫，而至紫金大夫，为国中文物声名最，即明三十六姓后裔也。”[12]（卷四）久米、那霸港以外，首里和那霸北村也设有乡塾。《琉球国志略·学校》载：“首里亦设乡塾三所。……近那霸北村，亦多家塾。读书之声，有中宵朗朗弗辍者，殊可嘉也。”
    首批来清朝留学的琉球人蔡文溥，在其《中山学校序》中说：
    ……中山虽在海外，自大明以来通中国，贡典不绝，沐圣天子文教者盖三百馀年矣。……今我新嗣君，勤修学问，讲论治平，凡所设施，皆宪章古圣贤之道。上行下效，捷如影响。故自王都，以及乡邑，莫不奋然感发兴起。康熙乙未岁会议，于各乡中随分捐资，公建学堂，而选士之通经善行者为师，以教子弟。诚一时之盛事，万世之良模也。于是从游者，皆争先恐后，就师肄业，而知言忠敬，行笃敬，有彬彬邹鲁之余风焉。贤君嘉文教大行，特遣近使巡宣钧谕，劝勉诸生曰：“尔曹潜心肄业，孤甚嘉之。但学必以不倦为功，积久而成，不可以旦夕求其效也。且所谓学者，不但诵读章句而已，盖小而进退应对之节，大而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其敦人伦，笃宗族，和乡党，美风俗之事，无不出于学也。故为师者，当以此施教；为弟子者，当以此讲习。为国取士，亦不外此。可不勉欤！”呜呼！吾君之所以振兴文教；化导士人者，至矣大矣。由是师之所教，学者所习，皆以实学而不以虚文。凡所以致知、力行之事，忠君、泽民之道，莫不尽心讲求。处其无愧于圣贤，出期有用于邦国。养成德器，他日登庸廊庙，皆可以为菁莪棫朴之选也。伫见都邑之间，风醇俗美，户诵家弦，臣与臣言忠，子与子言孝，跻中山于一道同风之盛矣。……[3]（《琉球国志·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