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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国 刘劲松: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及其误区(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艳国 刘劲松 参加讨论

当然,西方的发展模式未必不能作为中国发展的参考,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借以参考或引进的西方概念,还是不是西方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或本质含义?如清末引进代议制概念时,大多数引进者强调的是代议制可以富国强兵。那么,代议制在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中是否也同样是指由此富国强兵?关于西方的代议制研究,戴雪的《英宪精义》、汉密尔顿等的《联邦党人文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了那个时代英、美、法三国对代议制的研究成就,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及代议制可以富国强兵。考察代议制从西方到中国的传播过程,不难发现,富国强兵的附加值是国人的独创,而不是代议制与生俱来的。西方学者的“代议制”与中国学者所说的“代议制”之不同,这就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变意”或“变异”现象的一个真切写照。二是西方学者所谓的西方概念,中国之前有没有?同样以代议制为例。一般认为这个制度是西方的,起源于英国,逐渐扩展到欧美其他国家。但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指出,这个制度中国早已有之,只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后来逐渐废弃。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如果章太炎的结论成立,那么,如何能说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方化?所以,武断地认定近代化就是西方化,显然与事实不符。
    冲击—反应论和传统—近代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一个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近代史,一个从时间维度解读中国近代史,各自在不同方向产生影响。它们都忽略了中国历史是中国人的历史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只有从中国人的角度、用中国人的视角、用中国人的话语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才能做到史论一致,得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本来面目的历史结论。上述两个观点实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具体体现,是西方优越论的历史表述和话语,当然也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歧视东方(中国)的观点。
    中国中心论。该论是在反思冲击一反应论和传统—近代论等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柯文是该观点的代表人物。美国汉学家柯文于20世纪70年代撰写了一部在汉学界颇有影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该书的出版结束了“费正清时代”,向西方汉学界指出了一条研究中国问题的新思路,即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柯文在书中提出,中国中心论的内容包括:1.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是重要的;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结合起来。[8]
    中国中心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根据柯文的说法,越南战争“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根植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译者林同奇解释中国中心论的兴起根源时表示,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的影响,部分美国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上述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无论是作者或是译者,他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即西方文明的信仰动摇后,美国学者开始反思、怀疑之前的传统——近代论,进而反向提出中国中心论。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研究中国历史,回归中国,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思维方式。然而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并不是如此。从其产生来说,中国中心论是在对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等被质疑后,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在仔细研读中国历史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缜密思考与研究而产生的。这种方法论,实际上是“史从论出”,理论高于史料;而不是中国传统史学所强调的“论从史出”,即观点立足于史料。这就完全颠倒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
    从认识论层面来看,中国中心论过于忽略西方因素,过分强调中国中心,大有取消西方侵略的意味。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内部的矛盾固然是主要动力,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会不断激化,也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是不容否认的。中国中心论对中国中心地位的高度强调,实际上忽略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或者说淡化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色彩,而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中国。这种认识取向,显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西方学者在“没有意识形态”的大事渲染下所兜售的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的历史观,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当然,西方话语体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并不限于上述三个观点,还包括传统—反传统论、①大分流论②等,内容从政治史,到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分析方法也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不过,从理论体系上,大体上不超出上面几种基本思路,或是对上述理论的精细化阐述,或是对其的部分修正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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