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话语体系深入中国史学的原因
    西方话语体系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因素很多，既有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教条主义历史观支配史学研究的一种否定，也有为丰富史学研究而予以大力引介西方史学的一种尝试：既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学术民主的实际需要，也有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偏差；既有纯粹的学术研究需要，也有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国策确立后，国门大开，西方史学研究成果大量涌入。此前，我国对西方学术深闭固拒，西方学者及其学术成果无法进入中国。国际上有影响的史学研究成果，只要同我国主流观点不一致，一般被斥为异端邪说，不予接纳，甚至批判否定。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方学术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比较选择进入我国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在中国同行眼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大量的西方学术成果进入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确立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随之启动。任何改革都需要借鉴历史上的成果，也需要借鉴国外的成果，以此不断完善改革过程。我国当代改革也不例外。为了能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我国也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研究成果，把西方经验转化成中国智慧，使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世界性。在这种大背景下，对西方的了解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和文化自觉的实践。这种时代要求和内在需要，是西方史学话语体系进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在世界视野下促进中国史学研究大发展的必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史学研究在当代得到全面勃兴。史学工作者为了促进学术发展，大量引进、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以丰富我国的史学研究内容。史学发展如同整个学术发展一样，需要进行世界性的交流，在世界视野下谋发展、促进步，并运用世界水平和高度来衡量中国史学。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盲目引进或跟风的苗头，有的甚至在还没有消化的情况下，就进行积极介绍，可以说，当时西方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在中国都可以找到追随者。这种不经甄别或肤浅甄别的大规模引进，使得西方学术在中国一时炙手可热，广泛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有的学者惊呼，在西方史学话语进入中国史学界的同时，其强劲之势以及很多年轻学人对西方史学观的追捧，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危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是崇洋观念作祟的结果。西方话语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盛行，也与部分学者崇洋观念有关。国门大开后，西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进入了人们视野。有些学术理论与方法与我国传统史学或当代史学因研究方法不同或因结论不同而显得新颖独特。有学者因心理准备不足，或因品鉴能力不够，或因其他一些个性化原因，不满意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对中国传统史学不屑一顾，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当成绝对真理，走到了崇洋自轻的反面。总之，由于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面前，部分学者“表现失常，学术失范”，他们对西方学术情有独钟，盲目接受，丢失了文化自觉的底线，跟着西方走，甚至以此为时髦，助长了中国史学中西方话语与西方语境的滥觞，冲击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甚至危害了中国史学的自我安全。
    三、中国近代史学视域下的西方话语体系误区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同西方史学构建了一种激荡共生、交流互动的学术生态和良性关系，其积极和主流的一面是促进了我国近代史学科乃至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消极性，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方话语及其语境误区。这些误区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乃至中国特色的史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影响很大。
    一是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的误区。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西方人，据此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话语体系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表现。从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似乎颇有道理。然而，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话语体系等量齐观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偏差。诚然，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如同毛泽东在他的名著《矛盾论》中所指出的，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文化，不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可以在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并指导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各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是具有中国元素和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贯注了更多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同中国历史以及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融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说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史学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只是西方学者对历史的一种个案性思考和具体的学术研究，这种思考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无论是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从某个具体问题出发，围绕具体问题展开，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见解，而缺乏整体性思考，因而虽然史学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看起来新颖，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合理性，并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具有真理性成分，但在历史观与方法论上，他们都有一个局限的共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立足于西方立场，脱离中国实际。也正由于附着在这些话语体系下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展开比较具体，而没有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与客观规律、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因此这些话语体系的学术适用性就相当窄，如果把它们当成一种在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上具有明确实用性的范式，不仅其话语体系的内在缺陷会暴露无疑，而且会将中国史学研究导入死胡同。从另一个方面讲，追随西方史学的必然结果，就是淡化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民族特点。众所周知，西方话语体系的背后是西方文化思维与语言表达，其特点和方式是西方的，与中国要素与风格具有明显差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中国史学研究，具有中国特性、中国智慧、中国风格，对世界史学研究是一种贡献，对人类文明是一种贡献。对此，我们要有一种珍视和敬畏的态度。
    二是造成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优劣比较的误区。史学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学者一旦谈及研究方法，言必提西方，且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提到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时，往往张口结舌，不知所云，甚或鄙夷不屑，斥之为糟粕。不可否认，西方学者在研究历史时，有些方法较为严谨，较为科学，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稳健，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只要对历史研究有促进作用的科学方法，当然值得借鉴，从中吸取精华，以丰富史学研究方法，这是通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但任何一种史学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对象和适用时段，受一定时空观的限制。任何突破时空观的史学研究方法都是不存在的。因此，现代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也都受到时空观的制约，其话语体系与语境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如果把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大，就会把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带来，从而使真理走向谬误。那种只看到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优点而无视其不足、夸大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万能而贬低中国固有学术方法(“祖宗家法”)的倾向和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国史学研究源远流长，具有优良的文化传统和优秀的学术传承，史学研究方法经历了世世代代学者的检验、实践和提炼，也相对成熟，被誉为中国传统特色的史学及其史学方法。如“史德论”、“史才论”、“史学论”、“史识论”、二重证据法、以诗证史法等。这些方法是对史学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又在实践检验中传承发展，逐渐成型，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也许没有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那样看起来具有哲学思辨和宏篇大论的华丽外表，但简明扼要，内容充实，行之有效，可谓简单中孕育深刻，扼要中蕴含隽永。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究其实质，都是史学研究方法，都在各自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史学发展和进步。在文化互动上，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由此看来，任何夸大西方话语体系、贬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倾向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学术有特色之分，地域之别，没有天生的排他性和唯一性。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经过千年传承，自然有其可取之处。那种认为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优于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观点，是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实质上是在抹灭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成就，并不利于学术活动的展开。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争长论短，看到西方史学之长，就贬中国史学之短：那种把西方史学凌驾于中国史学之上的做法，更是错误的和短视的。学术的发展，应该是包容式发展，互动式发展。以自己所追捧的一家之言或者是一家之法轻视、贬低或排斥其他学术方法，是不可取的。所以，在对待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现代西方史学研究方法时，应该互相兼顾，不可偏废。
    三是造成了对当代史学发展认识的误区。构建当代中国史学体系和话语系统，究竟是应该沿着“中国传统”走下去，还是要“跟进西方”？这在中国史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具体地说，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存在，在中国史学中存在，在中国世界史学科中存在，在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中也存在。走中国的路，就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样式和世界水平的中国史学。走西方的路，就是抛弃中国传统，照搬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追求西方史学意识与风格，与西方史学“接轨”和“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