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国人，不论是征服族的周人或是被征服族的殷人，其氏族共同体的血缘纽带都还没有被切断。不属于氏族共同体的单个的国人是不存在的。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氏族共同体的某些遗习仍然还起作用。国人不仅保留着昔日氏族共同体成员的自尊和荣耀，而且还享有他们以往的一些权利。《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又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他所说的“民”，就是国人。而国人的这种崇高地位，是与先前氏族共同体成员的传统身分相联系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度下，尽管王权已经萌生，但氏族共同体的成员对于共同体的事务还拥有充分的发言权。《周礼·大司徒》说：“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小司寇》说：“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这是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军事民主制的一种遗习。春秋时代国人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正是这种原始民主制遗习的反映。
    但是，能不能说，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国人，也和希腊罗马的城邦公民一样是全权的自由民呢？能不能说，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城邦政体，也存在着类似希腊罗马公民大会那样的权力机构呢？不能。
    判断国人是否全权的自由公民，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要看他们有没有立法权和选举权。希腊罗马的城邦公民有这种权利，而中国的国人却是没有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赵鞅、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孔子评论这件事说：“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蔡史墨也批评说：“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孔子和蔡史墨批评范氏和中行氏，主要是因为他们废弃旧的法度，以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但也说明，无论是晋文公为被庐之法，或是范宣子著刑书，都是国君和执政的贵族一手包办的，国人根本无权过问。春秋列国一些重要制度的实施，如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宣公“初税亩”，郑子产“作丘赋”等，也都未见征询国人的意见。《左传》昭公四年说：“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恰恰是不顾国人的反对而“作丘赋”的。
    西周和春秋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常设的国人大会这样的权力机构。有的国君征询国人对军国大计的意见，但这并不是经常的，就各诸侯国来说，也不是普遍的。春秋时代有类似后代察举制度的所谓选举，如《国语·齐语》载齐桓公令乡长“修德进贤”而“使役官”，“令长官期而书伐，以告且选”，但这与雅典公民选举公职人员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因为国人没有选举和监督官吏的权利，所以尽管他们有时在城邦政治斗争中也能起重要作用，但一般来说，在不涉及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对城邦政治生活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左传》庄公十年载，长勺之战前，“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的乡人也是国人。在他看来，城邦的军国大事应该由食肉的卿大夫去操心。从《左传》中可以看出，当时各国的执政都是由贵族元老推荐和国君任命。如襄公三十年：“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襄公十三年：“荀罃、士鲂卒。晋侯匄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匄将中军。辞曰：‘伯游长。昔臣习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士匄佐之。……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这种由国君任命的世官世禄制度，显然和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相去甚远。
    在考察国人的地位和作用时，不应忘记国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国人中的贵族属于统治阶级，而农民和工商则是被统治阶级。《国语·周语》说：“历王虐，国人谤言。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人的这种处境，表明他们的政治权利不但随时可以被剥夺，而且连生命有时也得不到保障。国人的主体是“力于农穑”的平民，他们要“农力以事其上”（注：《左传》襄公十三年。），亦即为公室提供赋役。尽管国人在政治斗争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充当了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至于有的国人驱逐国君，这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什么城邦民主共和政体的运作。周厉王是因为暴虐，用杀人来“弭谤”，才引起国人暴动，“流王于彘”。春秋时代有的国君被逐，也都是因为暴虐无道，“国人患之”，才被赶走的。卫献公被逐，晋悼公问师旷：“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回答说：“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注：《左传》襄公十四年。）“百姓绝望”而逐君，并不说明百姓有选择国君的权利，而是他们在忍无可忍情况下铤而走险的行为。《国语·周语》载召公对周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子产主张让国人议论执政之善否，同样也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制止国人议论，犹如“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西周和春秋各国一些开明的统治者之所以主张让国人自由发表意见，不赞成对他们的不满采取粗暴压制的手段，从根本上说来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态度，即使在后代的一些封建统治者中间也可以找到，其性质不能与民主共和政体的机制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