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过程而言，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初步形成时期（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在这一时期，卡尔·马克思、托克维尔、埃·杜尔海姆以及马克斯·韦伯等人第一次提出了有关历史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并做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于是，历史社会学便得以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历史社会学的基本课题主要围绕着欧洲工业化以及民主革命的社会起源而展开的。例如，韦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作了一番探讨，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学就其学科意义来说，还是很不成熟，很不完整的。2.消沉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之前）。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学领域实证主义成分的过度膨胀，致使社会学的主流（尤其北美社会学的主流）发展到了完全脱离历史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之下，从总体上看，历史社会学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更谈不上发展了，因而理所当然地消沉下来。尽管如此，仍有少数社会学学者从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如皮·亚索罗金、乔·霍曼斯等人。这为数极少的社会学学者对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成效，如亚索罗金有关人类文明发展史方面的研究，霍曼斯对于历史背景或事件的当代社会学分析。3.复苏、重建及兴盛时期（60年代至今）。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使得历史社会学呈现出一种复苏、重建及兴盛的趋势。一个原因是由于极端实证主义热情的冷却。愈来愈多的社会学学者认识到，试图用纯粹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显然是有局限性的。有人将社会学的定量方法视为只适用于研究社会过程中某个阶段一瞬间的截面，而不适用于研究社会变迁长期过程。社会学学者开始寻找新的视角，新的思路与新的方法。于是，并非偶然地，历史社会学开始受到社会学学者们的重视。另一个原因则是发展研究的启发与推动。自50年代起，发展研究开始兴起。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们看到，第三世界的“低度发展”状况实际是由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富国控制的结果。不能用“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规定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在所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制定自己的发展模式。发展研究者的这种思路，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学学者们历史地研究既定社会现象的兴趣。正是出于这两个原因，历史社会学的命运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开始复苏、重建和兴盛。现在，历史社会学的题目成为许多重要的社会学学术讨论会的重要内容，历史社会学成为许多大学里所开设的一门课程。从历史社会学学科的进展来看，也很引人注目。一些传统的历史社会学题目仍在研究之中，所不同的是，同创立者的研究相比，如今的历史社会学学者采取了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和分析方法。例如，有人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经济实践的详细考察，对韦伯关于合理的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新研究；有人运用比较观点对英国革命的人口和制度前提进行了慎重的探索；有人对20世纪早期俄国工人暴动的根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有人对伴随美国清教主义契约派神学出现的社会和宗教环境进行了开拓性的分析。一些新的历史社会学课题也开始产生。这里，有必要特别注意的是，历史社会学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对于非西方国家和民族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比较，从而改变了以西欧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做法。这一时期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典型代表人物，应首推查尔斯·蒂利和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内，尚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学派。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历史社会学领域内并没有出现带有根本性不同的课题的论争，没有就各自不同的观点而形成不同的系统理论，更谈不上推出各不相同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的典型代表学者。尽管如此，只要认真地观察一下历史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概貌，仍然会发现，历史社会学领域里已经出现了两种较为明显的学派倾向。一种学派倾向是，过于重视某些历史问题或既定社会现象发展过程的研究，将历史社会学基本内容的研究几乎等同于社会史基本内容的研究。于是，从总体上来说，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意义几乎不存在了，历史社会学在实际上已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具有这种学派倾向的历史社会学学者多出身于历史学界，如查尔斯·蒂利等人。具有这种学派倾向的历史社会学学者为数较多。之所以仍将这部分学者作为历史社会学学者，是由于就他们的研究方法而言，仍与传统历史学的做法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另一种学派倾向是，在研究中保留了相对而言较多的社会学色彩。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等人的研究即属此种学派倾向。这部分学者多出身于社会学界。这种学派倾向虽然也比较重视对于既定社会现象的溯源研究，但同时并没有忽略对于社会现象的静态分析与综合；而且，同前一种学派倾向的研究方法相比，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学派倾向对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使用要更为广泛一些。当然，这两种学派倾向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二
    大致说来，目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对于某些历史现象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历史社会学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特定范畴与方法，对于某些历史现象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这里所说的历史现象，通常是指十多年以前存在着的社会事实，而非指最近存在的社会事实。同历史学不同，历史社会学对于某些历史现象进行社会学的解释。从选题及理论框架上来看，历史社会学试图超越历史学的传统题目与理论框架。历史社会学将需要研究的历史现象主要归为这样几种类型：1.城市及其他社区；2.人口过程、家庭、婚姻冲突；3.精英、分层、社会流动；4.集体行动、大众文化等等。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历史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一些技术方法，对于历史资料进行加工处理。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曾经对历史上的革命和起义这种现象作过典型的社会学研究。同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查尔斯·蒂利认为，革命和起义是一种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是“集体暴力”。他认为这种社会学的概念所包含的意蕴要甚于历史学中的革命和起义一类的概念。同时，查尔斯·蒂利在《造反的世纪：1830-1930年》和《阶级冲突与集体行动》等著作中，运用社会学的实证统计方法，认真地研究了历史上多种类型的“集体暴力”，总结出了有关阶级冲突达到怎样程度才会引发这种群众性的“集体暴力”。奥地利历史学家迈克尔·米特罗尔和雷因哈德·西德尔对于历史上的欧洲家庭作了也很典型的社会学分析。他们在合著《欧洲家庭史》一书中分析了历史上欧洲家庭的职能、结构类型、家庭周期、家庭冲突、代际关系、老龄关系、家庭政策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在分析这些问题时，他们使用了一些社会学的特有方法。
    历史社会学另一方面的基本内容是对于某些既定社会现象的溯源研究。历史社会学家在按照社会学的范畴与方法选择了一些既定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题目之后，没有将研究限于其结构、功能范围以内，而是把这些既定的社会现象作为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事物来处理，着重分析这些既定社会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线索，这同传统社会学的作法大相径庭。伊·沃勒斯坦有关当代世界体系的分析，即可视为历史社会学家对某些既定社会现象进行溯源研究的典型范例。沃勒斯坦认为，当代世界体系的诸项特征，都可以从历史过程中找到其得以形成之根源。与以往的世界性帝国及各色各样的小体系不同，1500年前后所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一个明显的趋向，这就是广泛扩张性。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地追求更大限度的经济利益。15世纪，首先在欧洲形成了以经济势力雄厚的英格兰为核心，经济势力稍弱的威尼斯为半边陲的早期世界体系。从16、17世纪开始，在重商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强力推动之下，世界体系逐渐向世界各地蔓延。最终，俄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均开始了边陲化，世界大体系得以形成、确立并延续至今。所以，对于世界体系各种基本特征的分析与把握，必须以弄清其历史性根源为前提性条件，不能简单地就现存的世界体系来谈论世界体系，否则，研究无法深入进行。巴林顿·摩尔在对现代政治制度这种既定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他的代表作是《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年）。摩尔认为，要弄清现代政治制度这种社会现象，就必须从其产生、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根源。他从复杂的全球性的现代化过程中，理出了三条主要的政治发展脉络，即：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以俄国、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三条道路得以形成的根源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阶级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他认为，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现代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发生强烈影响，使之多类型化、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