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唐代的各种宗教都很兴旺发达，但民间信仰也非常盛行，其中民间淫祠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民间淫祠的盛行，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的盛行，曾在唐代社会造成了一定危害。有鉴于此，唐政府及各级官吏曾展开过多次移风易俗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一
           民间淫祠，据唐人的认识为：
           若妖神淫祠，无名而设。……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祠也。昔之为人，生无功德可称，死无节行可奖，则淫祠也。（注：[唐]赵璘：《因话录》卷五。）
            以收录野史小说而著称的《太平广记》专列有“淫祠类”，其中提到唐人信仰的淫祠有“豫章树”、“项羽庙”、“飞布山庙”、“画琵琶”、“壁山神”等（注：见《太平广记》卷三一五。）。其实唐人信仰的淫祠远不止此。
            唐代的民间淫祠，既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积淀下来的，如“唐洪州豫章树，从秦至今，千年以上。远近崇敬，或索女妇，或索猪羊”。也有根据现实生活需要而临时设置的；有的甚至仅仅是因为偶然的行为而人为地传神起来的，如“画琵琶”，本来是一个书生在一次游览山寺时，见寺中无人，信手涂鸦，在墙壁上画了一只琵琶，山僧回来后，戏言为“恐是五台山圣琵琶”，而村人即信以为真，传说甚有灵验，于是形成崇拜（注：参见《太平广记》卷三一五引《原化记》。）；而各级统治者的利用和提倡，则对此风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间祭祀杂神的历史源远流长，并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传统。一般来说，经济文化越落后的地区，民间淫祠信仰也越浓厚。江南地区的开发晚于北方，隋唐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仍然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而在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民间淫祠祭祀之风则明显浓于北方。据《隋书·地理志》记载：荆州风俗，“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通典·州郡典》也说：扬州风俗，“尚鬼好祀”；而荆州“风俗略同扬州”。此外，像四川一带风俗也好淫祠巫鬼，皇甫冉《杂言迎神词》序称：“吴楚之俗与巴渝同风，日见歌舞祀者。”（注：《全唐诗》卷二四九。）即使是在人烟稀少的凉州乡下也盛行淫祠祭祀。王维《凉州郊外游望》诗描写当地百姓赛田神的情景：
            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注：[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一个才有三户人家的荒郊野村，也请了女巫祭祀田神，可见当时民间祭祀风俗的传统久远深厚。
            在这些地区，往往是一种淫祠信仰一旦得到民众的认可，就会立即传播开来。如江南民间有茅将军信仰，就属于典型的淫祠信仰。据说有人从舒州到桐城，暴疾，有茅将军护送至目的地，并医治好了其人的疾患，因感念其功德而立祠祀之。结果后来很快就流传开来，“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注：《太平广记》卷三一四《僧德林》引《稽神录》。）。像这种淫祠信仰，可以说是遍及当时的穷乡僻壤。《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每岁有司行祀典者，不可胜记，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为人祸福，其弊甚矣。”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二
           在唐代民间淫祠祭祀中，数量最多的是各地设立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人民对那些在各地政绩突出或对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往往毫不吝惜他们的崇敬之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和感谢他们，其中建立各种各样的生祠、祭庙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人们虔诚地祭祀他们，希望他们能泽惠遗及后世。这种祠庙在各地有许多，如唐吕諲治理江陵三年，号称“良守”，郡人感念他，为立生祠。吕諲死后，当地百姓又凑钱十万，“于府西爽垲地大立祠宇，四时祠祷之”（注：《旧唐书》卷一八五《吕諲传》。）；袁滋在义成军节度使任上，甚有政绩，百姓立生祠祷之（注：《旧唐书》卷一八五《袁滋传》。）。像这类因祠主生前有功德可称而由百姓自发建立的祠庙，按唐人的说法，本不应该属于“淫祠”，但因这类祠庙遍及全国各地，时间长了也成为人民的负担；加之其“不在典籍”，即没有取得国家政府的认可，属于在“不当所立之处”而立的，因而也归于“淫祠”。
           还有一些祠庙虽然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如韦丹在江西任上，为当地的开发和发展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他的继任裴谊很佩服他的政绩，“上言为丹立祠堂，刻石纪功”（注：《新唐书》卷一九七《韦丹传》。）。但如果这类祠堂多了，也难免会成为加重人民负担的“淫祠”。
           人们对一些遭遇不幸的官吏也往往寄予深深的同情，建立祠庙予以祭祀。如建州梨山庙，“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庙。回贬为建州刺史，后卒于临川……因立祠焉。世传灵应”（注：《太平广记》卷三一五《梨山庙》引《稽神录》。）。像这类祠庙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