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继续反对淫祠的地方官,还有韦景骏、罗珦、于頔、左震、李德裕等人。韦景骏,开元中,任房州刺史,“州穷险,有蛮夷风,无学校,好祀淫鬼,景骏为诸生贡举,通隘道,作传舍,罢祠房无名者”(注:《新唐书》卷一九七《韦景骏传》。)。罗珦,在肃宗、代宗年间曾任庐州刺史,目睹了当地“民间病者,舍医药,祷淫祠”的状况,下令禁止淫祠祭祀,修建学校以启发民智(注:《新唐书》卷一九七《罗珦传》。);于頔,在德宗朝曾任苏州刺史,“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祠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注:《旧唐书》卷一五六《于頔传》。)。左震任黄州刺史时,甚至大开杀戒,将肃宗派往各地祀祷并乘机诈骗钱财的女巫和恶少一举擒杀(注:《资治通鉴》卷二二○。)。 唐后期致力于废除淫祠、且成绩突出者,当数著名政治家李德裕。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说:“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除革弊。”他在浙江观察使任上时,“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宝历二年(826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治病,“数月以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拟取之时,疾者断食荤血,既饮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急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三贯,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转以市人,老疾饮之,多至危笃”。李德裕通过明察暗访,调查清楚是当地“妖僧”为了骗钱而造的谎言,所以他一面劝阻两浙、福建蜂拥北上求“圣水”的百姓,每天拦截多达三五十人,一面奏报皇上下令当地官员填塞妖源,很快平息了这场骗局。后来,他又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风大变”(注:《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武宗时期,李德裕出任宰相,发生了著名的“会昌法难”,这与他对淫祠的一贯认识态度不无关系。 这些厉行禁止淫祠的行动,无疑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对扭转当时的社会风气,进而移风易俗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这些举措大都如一阵风起,待风头过后,淫祠依然如故。例如,在韦景骏“悉除淫祠”的房州,到穆宗时,又出现了许多不知名号的淫祠,“土偶罗列,一神当座,三妇侍侧,无门榜标纪,莫知谁氏”(注:[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一○一。)。又如被狄仁杰大张旗鼓地烧毁的楚王项羽庙,大概在不久之后就完全恢复了,因为唐末江南僧归仁还曾作《题楚王庙诗》,缅怀项羽的功业(注:《全唐诗》卷八二五。)。还有人在游览南方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云顶山时,“睹山庙盛饰一堂,有土偶,朱衣据鞍”(注:《太平广记》卷三一四《刘峭》引《撒诚录》。);著名大诗人元稹,对淫祠之风也忧心忡忡,他在给友人白居易写信,告知所见江陵淫祠之盛时说:“南人染病,兢赛乌鬼。楚巫列肆,悉卖瓦卜。”(注:《元稹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这说明弥久历深的淫祠传统很难从根子上一举拔除,需要做不懈地努力。 四 面对这种屡禁不绝的淫祠巫鬼祭祀之风,有些地方官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办法,逐步引导人民摆脱旧俗。具体作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其一,把民间祭祀纳入官方轨道。如天宝七载(748 年)五月十五日诏曰: 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志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注:《唐会要》卷二二《前代帝王》。)这样就有一大批本来属于民间祭祀的淫祠,被纳入国家的祀典而被保护下来,这其中就有吴郡的吴太伯庙、丹阳的延陵季札庙。其目的是借表彰忠臣、烈女、节妇,弘扬封建的孝道,提倡忠君之道。所谓忠孝双全,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做人准则。 其二,通过变革淫祠祭祀的办法,以达到逐步遏制此风的目的。元稹的《赛神》诗中说: 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屯。未可一朝去,俾之为等伦。粗许存习俗,不得呼党人。但许一日择,不得月与旬。吾闻国侨理,三年名乃振。这位聪明的岳阳贤刺史,考虑到风俗深厚,难以在一朝一夕之间尽以祛除的现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施,即仍然允许民间祀神活动的存在,但不准结伙成群,连月继旬地搞,只给固定的一日祭祀,这样也就会多少减轻民间的一些负担。还有像刘禹锡贬官连州、郎州时,因其“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乃以吟诗作文来陶冶性情,后来发现,“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注:《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刘禹锡以变换巫觋鼓舞时所唱俚辞的办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其三,用教化的手段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如通过举办学校、教育的方法破除人们心目中的迷信观念。像柳宗元在柳州时利用宣传佛教不杀生的观念,改变当地人有病求巫不求医的陋习,并使之接受儒家的仁爱思想。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说: 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缅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孽。董之以礼则顽,束之以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注:《柳宗元集》卷二十八。)柳宗元用佛教、儒学思想抵制相对原始落后的淫祠巫鬼迷信意识,是一个进步的举措。因为相对于淫祠而言,毕竟这些思想要理性得多。另外,像林蕴,“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注:《新唐书》卷二百《林蕴传》。),直接向愚昧落后思想挑战。 另外,佛、道等正统宗教的流行,也对抵制淫祠巫鬼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洪州流传近千年以上的“神树”崇拜,因道士胡(慧)超“游洪府,见猪羊妇女遮列,诉称此神枉见杀害”,胡超乃积薪焚之,并奏以其地设置道观(注:据《太平广记》卷三一五《豫章树》。)。又如合州壁山神,“因蜀僧善晓,行经此庙,乃曰:‘天地郊社,荐享有仪。斯鬼何得僭于天地。牛者稼穑之资,尔淫其礼祀,无乃过乎。’乃命斧击碎土偶数躯,残一偶……军州惊愕,申闻本道,而僧端然无恙。斯以正理责之,神亦不敢加祸也”(注:《太平广记》卷三一五《壁山神》引《北梦琐言》。)。 总之,像移风易俗这样的行动,关键还在于政府的引导和各级地方官的努力,所谓“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倡对淫祠巫鬼,“苟有识者,因当远之”,“当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谒而祀之哉?神饭在礼宜拜受,其他则以巫觋之饷,可挥而去也。为吏宜鉴之”(注:[唐]赵璘:《因话录》卷五。)。这些致力于移风易俗的地方官,不怕鬼神巫师的恫嚇,以大无畏的精神破除淫祠巫鬼迷信活动,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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