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继续反对淫祠的地方官，还有韦景骏、罗珦、于頔、左震、李德裕等人。韦景骏，开元中，任房州刺史，“州穷险，有蛮夷风，无学校，好祀淫鬼，景骏为诸生贡举，通隘道，作传舍，罢祠房无名者”（注：《新唐书》卷一九七《韦景骏传》。）。罗珦，在肃宗、代宗年间曾任庐州刺史，目睹了当地“民间病者，舍医药，祷淫祠”的状况，下令禁止淫祠祭祀，修建学校以启发民智（注：《新唐书》卷一九七《罗珦传》。）；于頔，在德宗朝曾任苏州刺史，“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祠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注：《旧唐书》卷一五六《于頔传》。）。左震任黄州刺史时，甚至大开杀戒，将肃宗派往各地祀祷并乘机诈骗钱财的女巫和恶少一举擒杀（注：《资治通鉴》卷二二○。）。
           唐后期致力于废除淫祠、且成绩突出者，当数著名政治家李德裕。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说：“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除革弊。”他在浙江观察使任上时，“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宝历二年（826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治病，“数月以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拟取之时，疾者断食荤血，既饮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急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三贯，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转以市人，老疾饮之，多至危笃”。李德裕通过明察暗访，调查清楚是当地“妖僧”为了骗钱而造的谎言，所以他一面劝阻两浙、福建蜂拥北上求“圣水”的百姓，每天拦截多达三五十人，一面奏报皇上下令当地官员填塞妖源，很快平息了这场骗局。后来，他又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风大变”（注：《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武宗时期，李德裕出任宰相，发生了著名的“会昌法难”，这与他对淫祠的一贯认识态度不无关系。
           这些厉行禁止淫祠的行动，无疑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对扭转当时的社会风气，进而移风易俗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这些举措大都如一阵风起，待风头过后，淫祠依然如故。例如，在韦景骏“悉除淫祠”的房州，到穆宗时，又出现了许多不知名号的淫祠，“土偶罗列，一神当座，三妇侍侧，无门榜标纪，莫知谁氏”（注：[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一○一。）。又如被狄仁杰大张旗鼓地烧毁的楚王项羽庙，大概在不久之后就完全恢复了，因为唐末江南僧归仁还曾作《题楚王庙诗》，缅怀项羽的功业（注：《全唐诗》卷八二五。）。还有人在游览南方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云顶山时，“睹山庙盛饰一堂，有土偶，朱衣据鞍”（注：《太平广记》卷三一四《刘峭》引《撒诚录》。）；著名大诗人元稹，对淫祠之风也忧心忡忡，他在给友人白居易写信，告知所见江陵淫祠之盛时说：“南人染病，兢赛乌鬼。楚巫列肆，悉卖瓦卜。”（注：《元稹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这说明弥久历深的淫祠传统很难从根子上一举拔除，需要做不懈地努力。
        四
            面对这种屡禁不绝的淫祠巫鬼祭祀之风，有些地方官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办法，逐步引导人民摆脱旧俗。具体作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其一，把民间祭祀纳入官方轨道。如天宝七载（748 年）五月十五日诏曰：
        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志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注：《唐会要》卷二二《前代帝王》。）这样就有一大批本来属于民间祭祀的淫祠，被纳入国家的祀典而被保护下来，这其中就有吴郡的吴太伯庙、丹阳的延陵季札庙。其目的是借表彰忠臣、烈女、节妇，弘扬封建的孝道，提倡忠君之道。所谓忠孝双全，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做人准则。
           其二，通过变革淫祠祭祀的办法，以达到逐步遏制此风的目的。元稹的《赛神》诗中说：
           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屯。未可一朝去，俾之为等伦。粗许存习俗，不得呼党人。但许一日择，不得月与旬。吾闻国侨理，三年名乃振。这位聪明的岳阳贤刺史，考虑到风俗深厚，难以在一朝一夕之间尽以祛除的现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施，即仍然允许民间祀神活动的存在，但不准结伙成群，连月继旬地搞，只给固定的一日祭祀，这样也就会多少减轻民间的一些负担。还有像刘禹锡贬官连州、郎州时，因其“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乃以吟诗作文来陶冶性情，后来发现，“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注：《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刘禹锡以变换巫觋鼓舞时所唱俚辞的办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其三，用教化的手段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如通过举办学校、教育的方法破除人们心目中的迷信观念。像柳宗元在柳州时利用宣传佛教不杀生的观念，改变当地人有病求巫不求医的陋习，并使之接受儒家的仁爱思想。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说：
            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缅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孽。董之以礼则顽，束之以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注：《柳宗元集》卷二十八。）柳宗元用佛教、儒学思想抵制相对原始落后的淫祠巫鬼迷信意识，是一个进步的举措。因为相对于淫祠而言，毕竟这些思想要理性得多。另外，像林蕴，“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注：《新唐书》卷二百《林蕴传》。），直接向愚昧落后思想挑战。
           另外，佛、道等正统宗教的流行，也对抵制淫祠巫鬼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洪州流传近千年以上的“神树”崇拜，因道士胡（慧）超“游洪府，见猪羊妇女遮列，诉称此神枉见杀害”，胡超乃积薪焚之，并奏以其地设置道观（注：据《太平广记》卷三一五《豫章树》。）。又如合州壁山神，“因蜀僧善晓，行经此庙，乃曰：‘天地郊社，荐享有仪。斯鬼何得僭于天地。牛者稼穑之资，尔淫其礼祀，无乃过乎。’乃命斧击碎土偶数躯，残一偶……军州惊愕，申闻本道，而僧端然无恙。斯以正理责之，神亦不敢加祸也”（注：《太平广记》卷三一五《壁山神》引《北梦琐言》。）。
           总之，像移风易俗这样的行动，关键还在于政府的引导和各级地方官的努力，所谓“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倡对淫祠巫鬼，“苟有识者，因当远之”，“当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谒而祀之哉？神饭在礼宜拜受，其他则以巫觋之饷，可挥而去也。为吏宜鉴之”（注：[唐]赵璘：《因话录》卷五。）。这些致力于移风易俗的地方官，不怕鬼神巫师的恫嚇，以大无畏的精神破除淫祠巫鬼迷信活动，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