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使命：一元变多元
        国民党的军事优势被共产党弱化，中国政治经济处于极度不稳定的时刻，自由主义者固有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开始爆发出来，试图担负起中国政治重新整合的重任。
        1947年6月26日，美国人士毕范宇告诉顾维钧，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美国支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把中国从混乱中解救出来”[10]（p148）。顾则表示：“这是个好主意，但必须知道，自由主义者在群众中没有根基，因此不能对自由主义者阶层寄予奢望。他们实在无法独自完成这一任务。要大家一起干。美国可以向我们明确指出希望中国做些什么来作为援助的条件。”[10]（p149）显然，此时历经宦海沉浮的顾维钧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有着相当的了解，自由主义者由于其本身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确实不可能形成一支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担负起美国赋予它的艰难使命。9月10日，国民政府前铁道部次长黎照寰在访美时向顾透露：“最近中国发动了一场运动，以谋取国民党内党外的自由主义者的合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此大加鼓励，发动这场运动的想法是使自由主义者参加政府工作，并推动一系列的改革。”黎称蒋介石已声明，只要自由主义者拥护政府的反共运动并提供合作，他将欢迎其来协助扩大政府基础。黎还说，在国民党内没有合适的人来领导政府，他们一伙已决定提请顾维钧这位国际知名人物来做他们的领导。[10]（p189）。顾以其同国民党的关系松散为由婉言谢绝。他认为：“在中国威望很重要，现在很难找到一个享有像蒋介石那样威望的其他领袖人物。”[11]（p5）表明他对多元化政治运动取回避态度。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和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宣布“引退”。几天前，顾维钧对一位人士说，他的印象是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等待观望的消极政策，期望看到中国组成一个“自由”的政府，然后再增加援助。[11]（p22）几天后，他对争取美援的教会领导人于斌说：“我们全部的需要就是联合所有反共分子，抛弃一切分歧为共同的目标努力，保全中国不要落入共产党手中。”如果蒋介石复出领导反共作战，必须进行改革。并当即列举了应付时局的六条最重要的措施：（1）组织一套不自私、有勇气、有经验的顾问班子为蒋介石服务；（2）在现代化基础上重组中国军队，由忠诚、精干和富有经验的军官负责指挥；（3）以年轻有为的人接替年老腐化的人；（4）任用文官为各省主席，以恢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与合作；（5）实施照顾及任用年轻大学生的计划，为他们谋取出路并灌输为国家服务的信念；（6）经济和贸易自由，给人民以谋生和外国商人在华经商的机会。[11]（p29-30）从这些措施来看，顾维钧对民国以来中国政府体制上的弊端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以致他对政府的机能和有效运作投入了更大的关注，这种关注自然而然地遮掩了他对中国社会弊端以及由此引起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的透视。3月19日、20日的两则日记就为他的这种认识和局限作了很好的注释。他指出：局势表明政府过去多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有某些错误，忽视了在治理国家中应当注意人民意愿的原则”。“按照现代的意义说，人民是国家的股东，政府不过是董事会。董事会不可能一直违反股东的利益进行经营而不遭到股东的怀疑，失去他们的支持，以致引起抗议和反对。”又指出：“回顾中国的苦难局势，目前较之过去更为明确，即人治政府不论其心地如何善良，永远不如法制政府为理想。法治是建立国家的巩固基础。人治不可能摆脱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的影响。”[12]（p10）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破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崩溃已是指日可待。此时，争取美援包括直接的武装干涉成为挽救国民党政权最后、也是惟一的希望。5月8日，顾维钧会见杜勒斯时说：“我们应该敦促我国人民首先重建一个新的内阁，全部由胡适、晏阳初、吴国桢、孙立人、俞大维等以诚实、正直、富有才干而著称的人组成（这些人都为美国人所熟知），并且准备好实行改革的计划”，通过改革以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1]（p118）。顾维钧所言的“新内阁”就是所谓的“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内阁”，其成员主要由美国熟悉的归国留美学者组成。6月4日，他与蒋廷黻会谈中，更明确地提出“新内阁”的组成人选：行政院长胡适，外交部长蒋廷黻或王世杰，国防部长孙立人，经济、农业或社会（福利）部长晏阳初，财政部长陈光甫，等等。而其余不太重要的职务则留给各个地方派系，如西北马家集团、国民党、川系、桂系，以至于粤系等。[11]（p126）并说：“这确实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王牌。”[11]（p126-127）6月10日、16日，在与宋子文和胡适的谈话中，又为运筹中的“新内阁”规定了明确的施政方针，他说：“我提出可以组成自由主义内阁的人选，这些人既会受到中国公众的欢迎，也会受到美国公众的欢迎，同时极力主张有必要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个阶梯，使之能体面地下来，并且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我们必须按出钱的老板定的调子演奏”，“按美国的期望行事，才能保证取得美援。没有美援，国民党中国的处境就会非常危急。”胡适则表示需要组织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政党，“没有政党就不能有所作为”，“没有一个他挑选的班子，即使他出任行政院长，也不能做成什么事”[11]（p137-145）。与此同时，王世杰、傅斯年、蒋廷黻等人也认为胡适担任行政院长，必须取得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享有决定政策的充分权力，否则达不到任何目的。顾维钧认为以胡适为首的“新内阁”应着眼于现实的政治局势，为此又为“新内阁”精心设计了一套运作模式，即由“五十来个既无职务、头衔，也没有权力的人，来充当领袖人物、领袖人物与内阁、立法院与政府（行政院）之间以及中央政府和各省集团之间的联络员”。“那些领袖人物必须保证将全部权力交给内阁，保证站在局外大力支持政府作出决定，而不谋求扩大自己的权力或影响。”他以为通过这样一些联络人员的活动可以说服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在特定的基础上，在“民族利益”这个特定的问题上提供合作和帮助。[11]（p15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