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困窘：多元归一统
        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以胡适、蒋廷黻、顾维钧等既不满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又反对共产党激进的社会改革政策的留美知识分子，在美国的鼓励下，独立地打出自由主义阵营的旗帜，力图超越国共两党的对立，按照西方政治价值观念，建立起多元化的政治体制，用以抵抗共产党的强大影响和克服国民党政权的诸种弊端，实现他们积多少年来的政治追求，完成一直动荡的中国政治的重新整合。然而，这种微弱的政治尝试在共产党夺取大陆和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随着蒋介石政治地位的再度巩固而逐渐消隐，自由主义者在无奈之中对蒋介石政权的向心力也日益增强。这种向心倾向除蒋介石极端排拒政治多元化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外，还在于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异常恐惧，需要联合蒋介石并在这位权威反共人物的领导下共同抵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强劲扩张。同时，也与美国放弃倒蒋换马和扶植第三种新的政治势力转而重新支持蒋介石继续领导反共斗争有相当的关系。
        在整个政治局势发生转换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运动走入了困境，自由主义者们由此开始对现实中的政治环境进行反思。1950年7月，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对顾维钧说：“美国人拒绝给我们更多援助，原因就在于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既然还在执政，不愿让贤，这就没有指望了。美国人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收拾残局的任务。但是……中国没有那样的人。”问题在于“中国有了蒋委员长不好办，可是又不能没有他，因为中国缺乏新的领袖，也因为蒋委员长一向刚愎自用，惯于独裁，只喜欢在他左右的那些唯命是从的平庸之辈”。[15]（p34）胡适也对他说：无论自己在美国声望有多么高，“由于没有权力，他不能领导任何运动或组织政府”。他认为蒋介石是惟一的领袖，而国民党是“庸人党”、“耗子窝”，蒋介石应该摆脱国民党，以作为迎合美国政府所期望的一项切实可行的办法。蒋廷黻则认为劝说蒋介石下野非常困难，“最好的办法是蒋委员长纯粹作为宪法上的总统，政府依新宪法行使职权，此后不受他的干预”[15]（p56-57）。顾维钧此时基本上开始回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他觉得多元化的政治前景是暗淡的。12月，他对一位名叫威廉·里基特的英国情报人士说：“美国当局曾探索了一年之久，意在找到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去领导自由中国，但目前尚未找到。”又说：“政治上的领导人不是一朝一夕就会产生出来的。中国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出了蒋委员长这样一个国家领袖……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让军队服从命令，舍此之外，任何领袖也不会获得成功。”[15]（p233）就当时的客观情况而言，建立一个由各党派的自由主义分子参加的政治派别，共同组织某种自由主义政府，以取得美国的援助，是一种普遍的想法。顾维钧反复劝告这些人：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蒋虽然有缺点，但仍不愧为一个爱国者，尽管他在统治大陆期间犯过错误，但是在那里他仍被当做一个杰出领袖而受到尊敬，寄希望于他能将大陆从共产党压迫下解放出来。”[15]（p254）他还极力争取和安排蒋介石以某种名义访美并会见杜鲁门，以化解彼此之间的恶感。与此同时，胡适也承认美国所寻求的以第三种势力为核心，建立一个非共产党的、民主的、亲美的新政权的政治努力不会成功。在胡适看来，蒋介石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足以团结大陆和台湾的非共产党人，领导光复大陆运动的领袖”。他“非常自尊”且“大公无私”，绝不会向美国“卑躬屈膝”[15]（p255）。
        鉴于美国仍不肯支持蒋介石充当反共领袖的现实处境，顾维钧甚至还建议蒋介石采取某种措施以保证军队领导人忠于“政府”并拥护他。顾也极力运动美国朝野，要求将最终由谁来担任中国反共领导人的问题暂时搁置不谈，留待适当的时机共同解决，以度过当前的危机。但到了1951年3月，蒋廷黻告诉他，美国政府首脑人物对组建新政党问题感兴趣。一度对此颇具热情的蒋廷黻则劝告那些对第三种力量感兴趣的美国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支持蒋委员长进行改革……其他办法，也就是支持蒋委员长而不进行改革，或者进行改革而不要蒋委员长，都是不切实际的。”[15]（p318）。胡适更明确地表示，蒋廷黻、顾维钧乃至于宋子文都不懂政治，不熟悉政治作用，不可能创建新的反共力量，惟有蒋介石代表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作为反共的象征。自由主义者对蒋介石是惟一领袖的承认，无疑是对多元化政治的自我否定。
        从思想本质立论，西方多元化的政治模式无疑问地是自由主义者的理想追求，然而，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顾维钧：“政治必须面对现实。”他也真正地体会到了“中国的政治领导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形成的”。“任何人不管他的品德、才能和学识怎样在国际上知名，如果他不能赢得军队的信任或者没有掌握军队，他就不能成功地领导国家。”[15]（p339）他告诉杭立武：“时间对我们来说已是很紧迫了，必须寻找一些办法来帮助美国挽回它的面子，使它能公开全力地支持我们光复大陆。在我们现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决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它将起不到任何好的作用，只能有助于进一步削弱美国政府对我们的信心。”“没有充分的美国支持，我们就不能做好返回大陆的准备……如果我们找不出能够对付美国的偏见与骄傲的方案，我们就不能获得美国的支持……蒋委员长和国民党……能够为中国自身的利益筹画出一种方案来加以克服。”[15]（p412）他又对张君劢说：我们“应该支持台北政府，因为为反共而工作的人就必须为一种已经组织起来的活动、一支武装力量、一个被承认有国际地位的政权和领导进行工作。而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特征，在台湾政府中都找得到”。这些东西是得到“自由世界”国家支持和帮助的希望，“一个人必须在他从事反共工作和设法收回大陆的态度和政策上采取现实主义”[17]（p451-542）。要保持与国民党政权的合作，把它看作是亚洲反共运动逻辑上的“必然核心”和“领袖”，不符合实际的任何行为都是徒具空言。只有承认国民党政权现存力量、组织和国际地位，团结在它的周围，才能有助于完成收复大陆和建立一个统一、独立、自由的中国的目标[17]（p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