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坚信胡适是“新内阁”领袖最理想的人选。但被其视为“王牌”的胡适，认为他“生性不愿指挥别人，强令别人服从”，无法胜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其实，早在1948年冬，胡适就明确表示像他那样的学者是没有能力管理一个政府的，那时他先后拒绝了要他担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的邀请[12]（p18）。胡适认为，“尽管蒋介石有他的缺点，他也是应当得到支持的”，因为只有他看到了“共产主义是非常不宽容和不能容忍的，在其思想灌输中是非常凶暴的，而且在中国强行其独裁统治中也是极为冷酷无情的”，“并且与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也几乎只有他没有染上贪婪的习气或中国官场上其他典型的罪恶”[13]（p335-336）。胡适既表示要献身于国民党的事业，又不愿出任国民党政府的职务，充分显示出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政治军事失败时刻的困窘。
        顾维钧、宋子文等人显然对胡适不愿出任“新内阁”首脑深感忧虑，但他们确信组织一个其成员主要是留美学者且又掌握实权的内阁是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惟一途径。只有这样的内阁，才能得到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援助与合作。他们一致认为：“毋需害怕美国侵犯我们的主权，因为只要我们告诉他们或暗示我方意图，他们就会随时撤离。”[11]（p206）顾维钧还特意以美国主动撤离菲律宾，恢复菲律宾独立地位的例子来证明美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他又认为要想得到美国人的关心和支持，必须让其分享中国的控制权。顾维钧等人筹拟的“新内阁”的性质在这里描述得更加清晰了。
        在美国日渐“抛弃”蒋介石的政治背景下，顾维钧逐渐意识到美国已“显然不愿同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再打什么交道了”[11]（p207）。从1949年5月开始，一向淡泊政治的顾维钧不间断地与宋子文、胡适、蒋廷黻等自由主义人士以及美国官方人士商讨一项取代国民党的政治计划，以适应美国中途换马和培植新生政治势力的需要。到8月，他深切地感到“拯救中国局势的时间所剩已十分有限了”，必须尽快“邀集一部分知名、廉洁、自由主义的留美学者在委员长和李宗仁将军支持下，组成一个新内阁，并在各政府机构工作中使用若干美国顾问”[11]（p207），以鼓舞民心和影响美国政府。他乐观地估计，只要这种合作维持两三个月，就能唤起美国的关注。为将此项政治计划付诸实践，一向小心慎言的顾维钧又明确宣称：必须“说服委员长自己退居幕后”，因为“委员长的活动正在引起国务院越来越多的反对”。“我们要光明正大地挽救中国，就应该说服他暂时往后靠。如果中国得救，他作为最大的股东来说，将得利最大，我们可以再次倡议并拥护他当领袖。”“国民党也必须退居幕后，授予新内阁以施政的全权，用民主的方式来应付局势。”[11]（p207）由于“新内阁”首脑的理想人选胡适不愿贸然尝试，顾维钧开始考虑由吴国桢出来组阁，胡适则在吴阁中担任外交部长。后来，考虑到蒋介石绝对不会“往后靠”的实际情况，又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没有委员长的支持，国务院如果要想从中国其他方面找出一个新的领导人是不容易的。我苦思冥想，并与中国的朋友们进行了多次讨论，打算找到一个拯救中国的方案。我想出一个主意就是把一些爱国的、正直的和能干的领袖组成一个集团，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背景和属于什么派系，就像胡适、蒋廷黻和吴国桢那样的人，他们不仅受到中国人而且也受到美国人的信任。由这些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宪法，在委员长或李宗仁的领导下，受权管理政府。”顾维钧多次敦促胡适出任外交部长以至于行政院长之类的任何公职，胡适却认为“让著名而正直的自由主义者集团出来协助政府，使美国相信我们自救的真诚愿望是无济于事的”[11]（p210-211）。蒋廷黻对胡适的表现无奈而厌烦地说：让其“作中国的甘地吧，我们大家再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12]（p212）。
        胡适对于出任政府任何公职都感到厌恶，却对组织一个自由主义政党的兴趣颇浓。胡适和蒋廷黻在1947年就产生了组建“自由党”的想法。据顾维钧讲，这个计划可能先由蒋提出并获得胡的赞同，然后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11]（p480）。胡适是美国两党制的坚定信仰者，他认为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应有一个合法的反对党。顾维钧对“自由党”的设想也“大体赞同”，并参与了蒋、胡等人关于党纲、党章的讨论。组织自由主义政府和自由党的设想都是以一批留学美国的头面人物为主体，以多元化为革新政治的模式。1949年6月，胡适对顾说，“他觉得没有这样一个党想要通过改革扭转乾坤，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并称他准备于9月初回国组织“自由党”[11]（p481）。9月，顾致函蒋廷黻，表示愿为拟议中的“自由党”的发起人，并要求把他接受充当“自由党”发起人看做是他放弃国民党党籍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先决条件。据顾回忆，建立“自由党”的准备工作在当年10月初取得了很大进展，蒋廷黻已负责草拟了“自由党”的党章，并获得了某些美国当权人士以及英国人士的好评。此时，顾对组党一事一改往日闪烁其词的态度，表现出异常的热心，他不仅赞同蒋廷黻草拟的党章草案，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增加收取党费以作为该党收入、公布财务和决算报告等。在他看来，组织“自由党”，“其根本思想系基于这样一种普遍信念，即在任何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中，执政党都应有一个合法而有效的反对党”[11]（p484）。他对青年党魁首曾琦说：“国民政府总是希望有少数几个中国所谓的附庸党参加新建立的不论什么机构，如国民参政会等，作为对抨击国民政府是独裁政府，不是多党组织的回答。在政府中，为了同样理由，通常把一两个次要职位分给这些少数党。作为一种权术，政府还寻求和欢迎少数党党员赞成其政策。”[11]（p434）此番话道出了“自由党”将不会成为国民党的附庸党，而是一个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对等的反对党。问题就出在该党如何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名符其实的反对党，其关键要素则在于能否取得蒋介石的许可。顾维钧对此深表忧虑。从根本上讲，蒋介石不可能赞同成立另外一个政党，尤其是由美国支持的强有力的且受欢迎的开明的领袖们所组成的政党。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所谓的“自由党”绝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上的反对党，而是一个开明人士组成的团体，如同自由主义者设想的开明政府中所包含的团体一样。蒋介石所能许可的最大限度是争取那些“思想开明”的自由主义者领袖人物加入政府，以提高业已失去人心的政府的威望，并或多或少地迎合美国的期望和引起美国的重视。同时，由于美国推行倒蒋换马和扶植新生政治势力的政策，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纷纷酝酿组建新党，希望独树一帜，相应冲淡了对“自由党”的兴趣和热忱。如，在美国的曾琦等人的“中国民主自由同盟”，在香港的张君劢等人的第三势力。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认为“自由党”所标榜的升平时代的政纲，挽救不了中国的大局，反应冷淡[14]（p48-49）。因而，成立“自由党”的动议和草案虽持续运筹，却无法付诸于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总而言之，待国民党失去对大陆的统治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自由主义者组建新政党的热情已逐渐为保守台湾和处理国民党与美国关系问题所取代。所谓的“自由主义内阁”和“自由党”最终双双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