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驻匈公使馆，美国政府密切注视苏共二十大后的匈牙利事态。它高兴地看到，拉科西适才将纳吉时期所松弛的高压控制恢复就绪，非斯大林化之风便刮进匈牙利。此后短短几十天内，据驻匈公使馆判断，该国局势迅速恶化，其速度和幅度被认为肯定大大超过了赫鲁晓夫在那里促进改革的初衷。“东欧的多米诺骨牌已开始倒下”，拉科西多半难逃下台的厄运。[10]拉伊克案平反被认为提供了美国可以有所作为的第一个重要机会。驻匈公使馆向国务院建议，应当利用这一翻案事件所透露的匈最高层政治内幕的阴暗面来大作外交和宣传攻势，以此进一步搞臭拉科西，鼓励匈国内、特别是政权机器内的反拉科西力量，并为其提供所需的政治斗争弹药。不仅如此，这还将使苏联受到严重压力：若不搬掉拉科西这个斯大林时代最坏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它所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就会被世人视作廉价的宣传。[11]国务院显然完全接受这样的主张。
    拉科西下台是美国政府当时关于匈牙利的最重要的眼前目标。它所期望的下一步事态，大抵是匈执政党内的改革派主政，这被认为将导致该党对社会的控制及其对苏联的依附逐渐松弛。也就是说，它当时期望的大抵是演变，而非激变，是动荡造成的改革压力，而非后来实际发生的那种变乱。[12]所以如此预料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似乎在于有纳吉这样一个被普遍认为是拉科西之当然替代者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尽管他在1955年11月被拉科西开除出党），由他接替拉科西将有效地缓解社会愤懑。驻匈公使馆甚至估计，匈牙利未来的局面至多是在稍大的规模上重复纳吉时期的改革，而这以后能否有进一步的进展还很难说。[13]基于此类认识，美国大致从5月初起对匈牙利事态进行了一系列干预， 其宗旨在于促使政权内部的改革派推倒拉科西派。驻匈公使拉文达尔在同这两派人物的外交接触中，几乎毫不掩饰地表示美国的对匈态度取决于匈政府领导及其国内政策的更替，并且同倾向改革的匈牙利外交部互相配合，里外夹攻拉科西的秘密保安制。[14] 5月18日，拉科西作了一场内容守旧、措辞激烈的公开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匈国内的普遍不满。驻匈公使馆认为这为美国开展外交和宣传攻势提供了好条件，有助于促成拉科西倒台，“打通走向真正自由化的道路”。它特别看重的是，匈党中央领导层内的反拉科西情绪正在扩散和加剧，美国的攻势将被当作可资利用的政治杠杆而受到欢迎。[15]1956年5月至7月的美国之音对匈广播显示了这场攻势的某些方面。它力求使听众确立自由乃目前世界潮流的印象，强调某些匈牙利共产党人“正在重新发现关于自由的基本思想”，刻意鼓励匈国内旨在争取较大自由的压力。[16]
    赫鲁晓夫明白，拉科西的长期高压统治及其对纳吉改革的倒行逆施是匈国内怨声载道的主要根源，他继续掌权可能造成匈党执政地位和苏联对匈控制被倾覆的危险。但赫鲁晓夫又担心，拉科西的下台会鼓励裴多斐俱乐部为核心的反对势力得寸进尺，也会损害一大批党政官员维护秩序的意志。这两重忧虑使得苏联在相当长时间里左右为难，一无所为。由于6月间苏联开始试图刹车以防非斯大林化失控， 同时波兰发生了令其震惊的波兹南骚乱，拉科西遂以为恢复高压政策的时机已到，于7 月中旬提议逮捕纳吉和几百名知识分子，并封闭若干刊物。这一次他太过头了，以致苏联领导和匈党中央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只有精神失常者才会提出此种势必激起大乱的建议。[17]7月17日， 苏共主席团成员米高扬奉命飞抵布达佩斯，迫使拉科西立即辞职并赴苏养老。
    苏联搬掉拉科西是为了防乱，但问题在于如何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它固然不愿采取拉科西主张的极端政策，但也不愿尝试通过较广泛的改革来制约、引导和化解社会不满。事实上，它此时更担心改革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它选择拉科西多年来的主要副手之一格罗充当其继承者，而不选择纳吉。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格罗因为先前的经历难以对知识界和一般民众施加影响，更何况他执政伊始曾摆出斗争态势，强调“国内敌人”和“右倾”的危险。[18]诚然，格罗此后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改革措施，包括停止搞个人崇拜，让先前受拉科西迫害的党领导人之一卡达尔担任第二把手，着手进一步限制保安部门的权力和加强法制，对个体农民作某些经济让步等等，对知识界的态度也逐渐变得比较温和。[19]但是，同拉科西在苏共二十大后作出的某些怀柔姿态相似，格罗的这些措施来得太有限了。更为致命的是，他未像同时期内波兰的奥哈布对哥穆尔卡所做的那样，让享有民望的纳吉参政或主政，以引导和驾驭反对势力，而是坚持排斥纳吉，从而丧失了避免匈牙利悲剧的机会。
    美国对格罗的态度是否定的。驻匈公使馆在他担任匈最高领导的第一天就断定，由他取代拉科西近于换汤不换药。他被看成是“老牌亲俄斯大林主义者”，即使在他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改革措施后，仍被认为代表匈党内的“斯大林主义派”。[20]因此，美国的政策是继续谋求助长匈国内的反对情绪。不过，与拉科西下台前相比，美国已不再着重于争取改革派共产党人主政，也不鼓动匈知识界进一步抬高其变革要求，而是较多地用通俗化的宣传来促进它们在匈工农大众中的传播。[21]美国似乎希望正在加速酝酿的动荡越出所谓精英阶层，转变为能使政府受到最大压力的广泛的社会浪潮。
    三、布达佩斯的风暴和华盛顿的审慎
    为了应付有增无减的反对势力，格罗及其同僚决定作出一个表示与拉科西时期划清界限的姿态--10月6日为拉伊克举行国葬。 然而他们始未料及的是，“这给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之得以戏剧性地按照耸动人类感情的方式强调把政权同人民割裂开来的深渊。”[22]有20万人参加了拉伊克葬礼，预示了大致限于知识界沙龙的政治运动行将取得大规模的街头形态。自此，匈牙利事态急转直下。10月13日，匈党中央在克里姆林宫的劝说下，宣布恢复纳吉的党籍。这一姗姗来迟的有限让步使得要求纳吉重新执政的呼声大为高涨，并且进一步增进了反对派的信心。随后，苏联领导在波兰十月危机中被迫全盘退让，接受了哥穆尔卡适才取得的波党首席领导地位及其主张的自主改革路线。此事立即对匈牙利局势造成了重大影响，因为许多民众先前普遍担心闹事过头会导致苏联动武，现在却以为苏联已不再会用武力控制东欧国家内政。用罗思柴尔德的话说，波兰事态提供了激发他们参与造反进程的燎原星火。[23]反对派急剧壮大是从学生大规模加入开始的，而这又伴随着政治要求的显着抬高。10月16日，约一千人在着名作家哈伊主持下开会，破天荒地公开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从而使反对派“跨过了一个心理上的门槛”。10月22日，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约五千名学生集会，提出16条要求，其中除苏联撤军和苏匈关系完全平等外，还包括立即改组匈党中央和政府，由纳吉执政，举行多党制议会选举，言论和出版完全自由等。[24]这样的要求是格罗和苏联领导无法接受的，而势力和信心剧增的反对派也不会退让，因此冲突势难避免。
    随后大乱的爆发是人所熟知的。10月23日下午裴多斐俱乐部和大学生团体组织了以16条要求为纲领的大规模游行。随参与者急剧增多以及与此相随的反政府情绪迅速滋长，发生了一些激烈的行动，包括推倒斯大林巨型塑像和摧毁各政府机关大厦悬挂的红星。晚上8 点格罗发表广播讲话，强烈指责和警告“人民的敌人”，从而火上浇油。晚上10点许，惊惶失措的保安部门人员向聚集在广播大楼门前的示威者开枪，战斗随即爆发，并迅速席卷布达佩斯。纳吉当夜被匈党中央委员会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卡达尔稍后取代格罗任第一书记。在匈政府军大半瓦解的情况下，约一个师的苏军于10月24日晨开进布达佩斯，但其军事行动的规模相当有限。匈党和国家机器处于急速瓦解状态，控制布达佩斯乃至匈牙利全国的主要是造反者。[25]
    变乱在开始阶段，已经显露了此后将左右变乱过程的若干重要因素，它们包括：（1）苏联的犹豫不决；（2）纳吉同造反者之间的距离；（3）他对造反者的影响力之有限；（4）造反者的政治和组织弱点。犹豫不决实际上是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对匈政策的总的特点，10月24日出兵布达佩斯但不坚决镇压不过是其最新表现。它老是想依靠折衷办法来使自己避免两种极端选择--全盘迁就匈反对派和大力扑灭之，因为它们都被认为会严重损害苏联的利益和威望。变乱开始后，苏联显然把相当大的希望放在纳吉身上，期待他能控制造反者，使之放下武器，为此苏联看来愿意对他前此的改革主张作很大的让步。苏联领导人明白，纳吉和造反者不同，他只要求改变主要来源于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而不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要求匈牙利拥有基本的内政自主权和较为平等的苏匈关系，而不希望摆脱苏联东欧集团中立或采取反苏路线，只期待通过上层影响和下层压力的共同作用来促成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而不赞成难免导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社会造反。事实上，在第二个方面，他甚至不如哥穆尔卡坚决，因为哥穆尔卡在波兰十月危机中甘冒苏联军事干涉的风险毫不退让，他却不反对（甚至可能参与作出了）请求苏联出兵布达佩斯的决定。[26]然而，苏联的上述期望能否实现，关键在于纳吉对造反者的影响力。虽然变乱前纳吉是反对势力的旗帜，但变乱一旦爆发他的影响随即减小。10月23日晚7时许， 他在议会大厦阳台上向约30万示威者发表讲话，呼吁从街头返回家中，耐心、冷静地等待事态的自然发展导致匈牙利的民主化，但示威者的反应极为冷淡。[27]这件事情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苏军于10月24日开进布达佩斯后，他的影响更为减小，因为如法国大哲学家萨特认为的那样，这一外国武装干涉最终使匈牙利的反对运动完成了“向右的转变”，成为彻底反共反苏性质的，[28]从而与纳吉迄此为止的政治立场完全分道扬镳。不仅如此，变乱爆发后，造反者很快在各地区、各单位和各层次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或“国民委员会”等，完全不受纳吉政府这个空架子的管束或羁绊。[29]结果，纳吉所能尝试的影响办法只有迁就退让，例如10月24日他以新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向造反者许诺建立“具有最广泛国民基础的政府”以及概不追究其造反行为，以换取停战。10月27日，他又将政府改组为“人民爱国政府”，吸收前小农党领导人科瓦克斯和蒂尔迪等人参加。[30]但诸如此类的行动并未有效地影响造反者，反而使纳吉越来越明显地被造反者拖着走。然而，造反者本身也未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他们所以一时能成为匈牙利的主宰，归根结底是因为苏联犹豫不决，而苏联犹豫不决是因为还未放弃同造反者妥协的希望。可以说，造反者的最好出路是收起反共反苏旗帜，以和平来换取东欧国家迄此可能有的最广泛深入的改革，这在当时显然是苏联可以、甚至急于接受的。但变乱爆发后，造反者在政治情绪上的狂热与盲目完全排斥这种选择，而有可能考虑并赞成这种选择的某些知识分子，很快失去了先前的有力影响。参加变乱的一名作家曾就此说道：“归根结底，必须认为真正领导这场革命的不是文人，而是政客、军人和武装的革命者。”[31]总而言之，苏联期望纳吉制约造反者，纳吉却反被造反者控制，决定匈牙利事件结局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彼此势难妥协的力量--苏联和造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