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治四十余年是我国思想史上令人惊叹的时代。其时的学术，特别是“汉学”，推移转变的状况大致可作如下区分：
    第一期：明治元年--十年代初
    汉学的衰退与启蒙思想的盛行
    第二期：明治十年代初--二十二三年
    古典讲习科与斯文会的活动
    第三期：明治二十四五年--三十五六年
    东西融合与对日本学的注目
    第四期：明治三十七八年以后
    日中学术的综合：《汉文大系》及其他
    二
    说到学问，简直是从汉学的江户时代一下转变为文明开化的明治时代，汉学也随之沦为和、汉、洋的一个分科，并且被世人看作陈腐的学问。不用说，汉学作为掌握文字写诗作文圆满地表达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教养，在从前是必不可少的。明治初年寺子屋的兴盛充分显示了这一点。重要的是现在人们认为汉学不是足以引导社会步入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学问，而必须以欧洲的学术为典范。
    江户幕府末期以昌平黉教师而着名的安井息轩和中村正直，在明治初年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简单地说，就是优秀启蒙家中村正直同保守、反动的顽固老人安井息轩两种图式。
    庆应二年，中村正直作为以诸学研究为目的之二十名幕府遣英留学生的督监前往伦敦，预期五年。他当时相信英国的风俗既贪又奸，且过度饮酒，但其技术极高可供学习。然而，他在《两国立志编序》中写道：“前在英都逗留二载，逐步察其风俗，方知并非如此……”于是在留学之前抱有的英国观，见到实地情况后就完全改变了。
    由于幕府的崩溃，中村正直被急召回国。从这年开始他写了探求近代欧洲本质的《敬天爱人说》。此书尚不成熟，所论并未跳出中国传统的天道说、理气说的范围。从第二年撰写《请质所闻》开始，他接近了基督教和有神论。
    明治四年，他匿名写了《拟泰西人上书》。是年在伊万里有六十多名天主教徒被捕，这一事件发展成外交问题。在此背景下发表了这一上书。文章指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全部来自基督教的信、望、爱三种观念，这也正是筑成欧洲文明的根基。既然如此，以现代国家为目标的日本是否也应效仿欧洲，正式承认基督教，以其精神武装自己？为此劝天皇陛下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这篇以外国人之名写的上书，言论是非常大胆的。
    明治七年圣诞节的清晨，正直正式受了洗礼。
    这时期的安井息轩也日日与基督教进行斗争。明治六年，息轩七十五岁，是年出版《弁妄》一书。新政府成立已经六年，无论如何时代变了，社会也安定下来。西洋文化滔滔不断地流入日本。息轩看到这种文明的本源在于基督教的精神，而支撑这种宗教的精神乃是亿万人的平等。这难道符合我国国情吗？怎能允许基督教这样随意流入我国而置之不理呢？息轩一直学习并教授的东洋经典所展示的理想世界是等级秩序井然的社会，不是以平等为目标的；支配世界的必须是那些学习经典、道德高尚的人，即所谓士大夫主宰世界，而不能把主宰人类的神放在第一位。这是儒教的教义，也是息轩的信念。
    年迈的息轩亲自阅读、研究《圣经》，随即凭着一个持有与基督教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儒士的责任，对该教展开了批判。这就是《弁妄》一书。
    《弁妄》，岛津久光序，是由（一）至（五）的论说部分以及“鬼神论”、“共和政事论”构成的小册子。其第一部分是对旧约圣经中创世纪的亚当和夏娃、巴比伦塔、雅各的妻子利亚和拉结、保罗的解梦等所作的批判，第二部分是对以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书为中心的基督事迹的批判。
    息轩的批判一贯立足于对圣经所述事体是否具有科学与实证的合理性进行验证。譬如，在中国神是无形的；而基督教说神人同形，岂不是很奇怪吗？另外关于原罪，书中说：“在所有的生物中蛇最狡诈，那么不如不创造它。怎么又造出它来，使其引诱夏娃偷吃了禁果呢？”这是很多人都会产生的疑问。还有，夏娃犯的罪，为什么后世的女人必须接替她忍受痛苦呢？自然界的雌雄牝牡又犯了什么罪呢？
    这样的论调遍及《弁妄》全篇。息轩的见解当然引起反驳。不论新约、旧约，圣经乃是宗教的书，不是记载史实的书。因此，批判当然也不能不取宗教的立场。不过，关于这一点，据山路爱山说，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们说过，“以传达神的意旨而写成的圣经几乎一字一句都没有谬误。”据比息轩年轻十多岁的爱山的亲身经验就是如此。总之，息轩对当时的基督教的确竭尽全力展开理由充分的针锋相对的论战。
    山路爱山把息轩的这种活动评价为“以日本古老的思想批判新的信仰最聪明者”，称赞它是当时水平的“非凡的杰作”，而其时青年们占压倒优势的欧罗巴倾向乃是一种“虽非无用，但却无力的观点”。
    东洋的传统思想为什么不行呢？西洋的文明不是也充满着不合理吗？东洋与西洋的文明难道能融为一体吗？--与正直不同，息轩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三
    明治初期，两位日本人去中国旅行，把各种见闻用汉字写成旅行记，在社会上得到好评，并广为流传。其中一部是在中国西北部旅行的竹添井井写的《栈云峡雨日记》上、下卷，另一部是明治七年至十八年间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东南部游历的冈鹿门写的《观光记游》十卷。尽管两人在汉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能说流利的汉语，但对中国的观点却有很大差异。原因是两本游记相隔八年之久，在这期间，日本国内的情况以及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已经大大改变了。
    竹添井井，名进一郎，字光鸿，号井井。天保十三年（1843）出生于九州天草。到熊本就学于木下犀潭之门。后在熊本藩任职，正值幕府骚乱之际，受藩主之命奔走于京都、江户，与胜海舟、安井息轩相识。维新后在玉名开办私塾，经胜海舟推荐，于明治八年以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随员的身份前往清朝，先在中国领事馆工作，不久转升北京公使馆的书记官。
    这时三十五岁的竹添与同乡津田君亮、翻译侯志信一起，扮作喇嘛出发了。
    明治八年乙亥十一月，余从森公使航清国驻北京公馆者数月。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遂请于公使，与津田君亮，以九年五月二十日治装启行。即清历光绪二年四月九日也。
    竹添关心的是四川风物，特别是探寻秦栈蜀道。旅行从北京出发，经过保定、邯郸，又从孟津向洛阳；后往西越过函谷关，经华阴到西安；然后翻过秦岭，游南郑、剑阁、成都、重庆；品味了四川的风景名胜之后，下长江三峡，经洞庭湖去上海。全程九千余里，费时一百二十天，于八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栈云峡雨日记》是有效地抑制了情感的文章，同时全篇也强烈地传达出竹添采访中国的喜悦。其基点就是对悠久的中国历史的憧憬。日本的文人也以同样的心情阅读这本书，并给予好评。
    明治十七年，冈鹿门以上海为中心游历了中国，将见闻写成《观光记游》一书，于明治十九年刊行。冈鹿门，名修，字天爵，天保四年（1833）生于仙台，入江户昌平黉学习。维新后，有一段时间担任东京图书馆馆长，但大体上是以在野的身份进行活动。大正三年去世。着有《尊攘记事》、《藏名山房杂着》。
    《观光记游》十卷，记录了作者于明治十七年五月从横滨出航到第二年四月回国前后三百一十五日的中国见闻。这次旅游是从与王紫诠会面开始的。王紫诠就是以作《普法战记》并协助列古把四书译成英文而知名的王韬。王韬早在明治十二年来日本时就曾与冈鹿门见过面。
    冈鹿门到了上海，向周围的人询问本地的名人是谁，都异口同声地说“王君紫诠为第一流”。但与王韬再会后，鹿门却极其失望。王已完全失去往昔的风采，在同去赴宴途中有时也说头痛，在半路坐下，照岸田吟香所说是犯了大烟瘾。
    （岸田）吟香来过。余曰：“目下中土，非一扫烟毒与六经毒，则不可为也。六经岂有毒乎？唯中人拘泥末义，墨守陈言，不复知西人研究实学，发明实理，非烂熟六经所能悉。孟子不言乎：‘尽信书不如无书。’六经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若不信其可信者，而信其不可信者，则六经之流毒，何异老庄之毒宋晋？”吟香击案为名言。（八月二十二日）这是在指出鸦片危害的同时又指出“六经之害”的大胆言论。更重要的还说出了科举的弊害：
    方今急务，在兴州郡乡校，讲格致实学；与建海陆兵学校，讲火器、航海诸业--抑亦末也。绝大急务，在一变国是，废科举，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习，振起天下之元气矣。（十二月十二日）中国本应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如今已被贬为“千年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