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逻辑在变乱开始时是潜在性的，其逐渐明朗化构成了匈牙利大流血事件发展的红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美国政府对此的反应过程。这个反应过程自然是变乱爆发后开始的，但在此前，美国政府是否有所预知或预感？据副国务卿墨菲的回忆录，匈牙利的造反对于华盛顿来说完全是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而且艾森豪威尔本人离开白宫后也曾作如是说。[32]但另一方面，不久前调任离匈的美国公使拉文达尔却在变乱爆发后迅即告诉报界：此事在意料之中，只不过比预想的早来了一两个月。[33]无论如何，就已公布的那些美国外交档案文件来看，美国公使馆对变乱爆发过程中的主要事态反应迅速，并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且迅即电告国务院。10月22日，公使馆官员应邀参加了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的学生集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纲领性的16条要求。10月23日夜间战斗爆发时，公使馆官员亲临现场，坐守馆内的官员则屡屡接到造反者电话告知战况并促其干预。10月24日晨苏军进入布达佩斯作战后，公使馆迅即接到大量电话，要求美国给予造反者外交和军事援助。在这三天里，公使馆向华盛顿提出的建议同造反者的情绪是很接近的：它先主张尽快宣传学生集会提出的要求，继而告诫切勿对纳吉的温和立场表态，然后敦促由政府最高层迅速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来声援造反者和谴责苏联出兵。[34]
    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因匈牙利爆发变乱而大为振奋。针对苏联东欧的秘密行动系统中枢--政策协调处--终于遇到了它一直在盼望的最佳时机，特别是它数年来在西德秘密营地训练的东欧流亡者武装[35]正是为此类时机而准备的。据当时的中央情报局低级官员、后来的局长科尔比回忆，该处老资格的处长韦斯纳等人要求由中央情报局向匈造反者空投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36]国务卿杜勒斯虽未主张直接援助造反者，但在得知变乱爆发时也喜不自禁，欢呼他本人数年致力的“维持（东欧）自由渴望”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共产主义的巨大磐石正在崩碎！”[37]然而，艾森豪威尔非常审慎，不仅毫无保留地否决了韦斯纳等人的建议，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兴奋。美国东部时间10月23日晚上10点许，在肯定已得知布达佩斯爆发战斗的情况下[38]，他在华盛顿对一民间协会发表演讲，其中关于东欧的部分明说是谈波兰，但内有一段与当时的波兰很不相称，显然是暗指匈牙利：“在武力一时使得抗议有如自杀的场合，解放之日会被推迟。但全部历史证明，对于自由的记忆不会被对于枪杆的恐惧所磨灭……”[39]这里讲匈牙利却不指其名，并且分明严重怀疑造反者的成功可能，更谈不上美国许诺任何实际支持。10月2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杜勒斯经与艾森豪威尔商议，仅极简单、笼统地向报界宣布他们“今天特别关注波兰和匈牙利”，以此权作美国政府对匈牙利事件的首次正式公开反应。[40]杜勒斯打算迅速将匈牙利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艾森豪威尔却似乎颇不情愿。[41]10月25日，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匈牙利的声明，说美国把那里的事态视为匈牙利人民又一次表达其自由渴望，美国谴责苏联军事干涉并认为苏军应当撤出。[42]这项声明无论从发表的时间还是从措辞来看，显然是相当谨慎、温和的。
    一般研究者都把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归因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对匈牙利局势无能为力。历史学家安布罗斯颇有代表性地写道：“正如每每在大战略中那样，地理状况支配了选择。匈牙利被共产党国家加上中立的奥地利四面包围，并且同苏联接壤。它没有海港。美国和俄国人之间又毫无贸易往来。简言之，除了杂乱不定的世界舆论压力外，艾森豪威尔无法向在匈牙利的苏联人施加任何压力。”[43]他们也都认为，美国在冷战中奉行的一条根本规则--避免美苏直接冲突--排除了美国在军事上干预苏联镇压造反者的可能性。法国着名思想家阿隆在评论匈牙利事件时，甚至把这称为比任何其他协议更有约束力的“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44]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近年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还表明，艾森豪威尔对美苏因匈牙利事件发生战争的担忧远非寻常。10月26日，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讨论匈牙利局势时特别提出，苏联有可能因其在东欧的地位严重恶化而形成危险的绝望情绪，以致“情不自禁地诉诸非常极端的措施，甚至促成全球战争”。他要求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对此高度警惕和戒备。[45]换言之，他担心即使美国不越雷池一步，美苏战争也有可能因匈牙利事件本身而爆发。考虑到这一点，他的特别审慎的反应就不难理解了。就此而言，或许可以假设，他不仅不情愿以美国的支持和鼓励来助长武装造反，而且隐约地希望造反者有所收敛。
    不过，上述解释仍是不完全的，艾森豪威尔和他的许多幕僚都明白，匈牙利事态的最终决定因素是苏联，而除非出现奇迹，苏联不会容忍反共反苏势力统治匈牙利。相反，波兰危机的结局已经表明，一个实行非斯大林化改革和内政基本自主的“民族共产主义”政府，却是苏联最终可以接受的，而在匈牙利大变乱的情况下，很可能更是它唯恐求之不得的。对艾森豪威尔等人来说，此种结局虽非最理想，却代表了现实条件可能允许的最佳选择。着名政论家李普曼当时的一段文字反映了官方考虑：“为了和平与自由--摆脱专制主义和摆脱无政府状态两者的自由--我们务必希望卫星国的起义会暂时（并非永久，只是暂时）稳定在铁托主义的层次上。”[46]因而，不仅苏联政府希望纳吉能控制造反者，美国政府也同样如此。但显然，实现这一点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纳吉能促使苏联撤军。
    美国政府的这两层考虑--防止苏联铤而走险和帮助纳吉主导局势--在随后的事态中表现得相当清楚。10月25日下午，纳吉通过广播讲话，宣布正谋求同苏联谈判，许诺只要造反者放下武器，他就能使苏联同意从布达佩斯撤军并开始商谈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问题。这一举动无疑是旨在加强他对苏联和造反者两方的影响力的关键一步，其成败将决定匈牙利的未来。美国政府正是如此看待的。专责研究苏东动荡并设计对策的部际特别委员会认为，美国应当坚持要纳吉信守其承诺，办法是强调纳吉的政治地位完全取决于他能否促成苏联撤军。该委员会主席、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比姆不久后言简意赅地说：美国的头号目标是使得苏军退出匈牙利。[47]为了帮助纳吉做到这一点，并防止苏联因绝望而孤注一掷，艾森豪威尔决定向苏联做一个试图令其放心的姿态。据此，杜勒斯10月27日在达拉斯发表演说，其中针对匈牙利的段落宣称：美国在希望苏联卫星国独立的时候不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把它们当作可能的军事盟友。[48]由于担心苏联领导人对此注意不够，他们还特意要驻苏大使波伦伺机向苏联领导人强调：达拉斯演说的上述段落出于美国最高决策层的认真考虑，代表总统本人的意图。[49]
    纳吉无法实现其解决冲突的方案，即以造反者放下武器来交换苏联撤军。障碍在于造反者拒绝妥协，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情绪上的狂热，也是因为他们在组织上的涣散。先前反对势力的核心裴多斐俱乐部，已被短短几天造反过程中出现的各个山头取代，它们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绝非有组织的或紧凑的力量”，[50]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经共同协调改变根本立场。不仅如此，它们还对纳吉政府抱着强烈的不信任感，认为其诺言不过是个骗局。[51]拒绝妥协意味着丧失出路。按照美国公使馆10月27日的分析，造反者面前已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毁于苏联镇压之下，要么期待美国干涉和施加压力来束缚苏联手脚。[52]
    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对匈牙利事态显示了审慎态度，但远不足以使造反者确信无望获得美国帮助。几年来美国的“解放”言辞、自由欧洲电台在变乱爆发前后的有关广播以及希望绝处逢生的心理，对他们的影响大得多。10月25日晚间起，造反者数次同美国公使馆接触，请求美国积极干预，并就如何摆脱困境征询其意见。公使馆根据华盛顿方面的政策拒不答复，以免美国在任何意义上承担义务或责任。不过，就公使馆的本意而言，仍希望美国能帮助造反者免遭毁灭。它请求华盛顿出面安排一套解决方案，其主要内容为停火，苏军撤出布达佩斯，“造反者向匈政府军投降”，谈判苏军撤出匈牙利问题等。[53]这套方案实际上符合决策者怀抱的希望，即本质上按照波兰方式解决匈牙利问题。然而，由于造反者方面很少有可能接受，也由于此种外交介入会使美国对匈牙利事态发展承担义务，华盛顿方面对公使馆的建议未予理睬。10月29日起，以色列和英、法两国先后入侵埃及，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美国决策者的主要注意力随即转向制止英、法、以侵略问题，予以匈牙利的关注则相应减少。也许可以说，他们对匈牙利造反者不仅爱莫能助和敬而远之，而且几乎无暇顾及了。
    四、匈牙利事件的终局和美国政策的节制
    造反者拒绝妥协取消了以较有利、较实际的方式结束匈牙利乱局的可能性，苏联和纳吉都无法规避最后的抉择。
    纳吉的抉择是靠拢造反者，这同与他一起临危受命的卡达尔完全不同。所以如此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纳吉自1955年落难后越来越强烈地憎恶斯大林模式，以至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怀疑，滋长了社会民主主义倾向；[54]在感情上，他逐渐成了一种“民粹情结”，即逐渐依恋和认同于具有越益广泛的社会性的反对势力，同时疏远他原先所属的当权阶层。如前所述，10月27日他将政府改组，吸收两名前小农党领导人参加。这是他试图影响和驾驭造反者的最后一次举动。此举失败后，面临造反者要他下台的压力，[55]他的立场急剧改变。10月29日夜，他会见了代表布达佩斯几大造反武装及政府军警倒戈部队的“国防革命委员会”，当面表示欢迎该委员会的建立，并立即发表广播声明，宣布其为参加“革命战斗”的所有武装力量乃至政府军警的领导机构。[56]10月30日下午，他又宣布废除一党执政制度，恢复40年代末期被取缔的各政党，建立多党联合政府。他同时表示要立即同苏联谈判苏军全部撤出匈牙利问题，而不再提先前的交换条件--造反者放下武器。纳吉的这些举动，正是发生在反共气氛发展最烈的时刻：10月30日，一批造反者杀死了躲在统一工人党总部的众多保安部门人员，造反者的喉舌《独立报》竟为之而欢呼。[57]据美国公使馆从造反者方面得到的通知，仍有统一工人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不过是反共政党重建就绪以前的过渡政府，“唯美国式的西方民主制才会满足民众”。[58]
    苏联方面作出抉择的过程复杂得多，也含糊得多，以致对其中的一些现象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解释。纳吉宣布建多党政府当天，米高扬和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紧急飞抵布达佩斯，以便评估形势并同纳吉会谈。结果，他们表示纳吉的作为是为控制局势所必需的。同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友好合作之基础的宣言》，并于翌日发表。宣言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关于匈牙利，该宣言宣布：鉴于苏军留驻该国可能促使局势更加恶化，苏联将立即从布达佩斯撤军，并准备谈判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一问题的谈判对象被规定为匈政府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政府，亦即以华沙条约各国的一致同意作为谈判成功的前提，从而设置了很大的保留条件。此外，宣言还说保卫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是匈人民目前“首要的神圣责任”。[59]同样自相矛盾的是，10月30日当天，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但紧接着就有新的苏联部队越境进入匈牙利。[60]当晚，美国大使波伦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了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朱可夫等苏联领导人，他们的言辞和表情据波伦说似乎表现了对事态的绝望情绪，[61]但这种情绪会导致怎样的行动，却同样令人莫测。
    某些学者认为，苏联迟至此时仍然犹豫不决。例如，瓦伦塔在就此撰写的论文中强调，含糊不清、动摇不定是当时苏联态度的明显特征，而其原因在于克里姆林宫内部有分歧。据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倾向于退让，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主张强硬，赫鲁晓夫则担心如果“丢失匈牙利”，他个人将被强硬派指责为罪魁，理由是匈牙利之乱源出于他发起的非斯大林化。尽管瓦伦塔就这些分歧提供的佐证不够充分，但他援引的下述事实却有助于证明苏联的犹豫，那就是对10月底匈牙利局势的评论，苏联报纸之温和截然有别于德、罗、捷三国媒体之强硬。[62]
    大多数西方有关着作都把苏联在10月底的退让当作纯粹的策略举动，或者毋宁说是个幌子，以便在准备大举镇压之际麻痹对手。波伦在回忆录中就作如是观，并猜测苏联肯定在10月30日以前就已决定武力解决。[63]这种看法似有简单化之弊，虽然也能解释某些上面已提到的现象。拉凡伊在阐述此种观点时，特别强调两个因素：（1）德、罗、 捷三国领导的强烈告诫以及苏联驻外机构的情况汇报使得克里姆林宫确信，匈造反者获胜将造成连锁反应，导致东欧现状全盘崩溃；（2 ）杜勒斯10月27日达拉斯演说使苏联相信美国不会作出军事反应，从而打消了大规模动武的一大顾虑。[64]
    美国官员当时的判断与上述两种事后解释全然不同。苏共中央宣言和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完全出其意料之外，从而引起了分外的惊喜。驻匈公使馆欢呼苏联“一夜之间的大转弯”，建议总统迅速发表声明显示向匈提供经援之意。[65]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匈牙利局势出现了奇迹，不可能之事竟成了现实。他认为，匈牙利目前的主要问题已变为如何确立一个取代纳吉的、能把造反者统一起来的“强有力的指导权威”。[66]甚至一向对苏联理解颇深的波伦，也认为苏联已决定放弃匈牙利，[67]而不像他后来那样把苏联的举动当作幌子。10月31日晚，艾森豪威尔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其中以促进苏联完成“转弯”为宗旨，对匈牙利局势的新动态作出了正式反应。他强调，如果苏联确能忠实履行其宣言，“世界就将目睹我们这一代时间里走向国际正义、信任和理解的最大进展”。为打消苏联的顾虑，他不仅重申美国无意把东欧国家当作潜在的军事盟友，还进一步宣称不会要求它们采取特定的社会制度。[68]不过像在通常情况下那样，艾森豪威尔比他的许多下属审慎些。他在政府内的讨论中，对苏共中央宣言是否诚实表示怀疑，并且不同意国务卿杜勒斯把他的讲话稿中“那里似乎出现了希望的黎明”一句改为“那里处于希望的黎明”，也没有按杜勒斯之意提及“不可阻挡的解放力量”。[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