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突出反映了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特点，即不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哪个方面看，美国都缺乏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在某个时期对于美国是否重要，主要取决于它在美国战略棋盘中所起的作用。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主要是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同样，当蒋介石下决心以武力消灭中共时，冷战正愈演愈烈，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同遏制苏联联系在一起。1947年间，美国政府中对国共斗争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中共如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肯定会站在苏联一边，中共正在为苏联的“目标服务”，而且中共已经表明将“忠于苏联”（注：FRUS,1947,vol.7,China,pp.214-215,347-350,678-682,693-695.）。正是因为视国民党政府为“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一大障碍”，美国政府决定不断增加向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当后者已经被历史的进程证明注定要垮掉时，美国政府仍然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抢救。
        但是，即使是为了遏制苏联，中国的重要性也只是相对的，美国决策层在评估中国局势时明显表现出随意性。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用美国人的话说：“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注：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2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5年，第219-220页。）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了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只能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不论国会中亲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帮”和“援华游说团”如何鼓噪“不能忽视中国”，都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政府的决定。
        美国领导人当时对中国的评价同样加剧了美国战略安排的后果。杜鲁门曾经声称：抗战胜利时“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1911年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力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中译本，1974年，第71页。）。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战略价值的评价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抗战期间美国还试图与国民党政府建立某种有意义的战略联盟，马歇尔使华失败则意味着此种设想的彻底破产。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固然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发挥遏制苏联的作用有所期待，但是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步步失败，美国领导层因此认为中国也将一蹶不振，即“在可见的将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只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而最糟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即使苏联也“只会把它看做一个巨大的贫民院，避免对它承担责任”（注：FRUS,1948,vol.8,China,pp.146-155.）。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对日政策的讨论与修订，一项扶植日本的政策开始付诸实施（注：可参阅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美国对日政策大论争”部分。）。欧洲优先、贬低中国的战略价值和扶植日本等等，构成了国共内战后期美国考虑对华政策的几个关键性环节。
        当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混乱。想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又无法摆脱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与中共建立一些联系以便维护其在华利益，包括商业利益、文化联系，以及如果可能也保持一些影响（如离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等等，结果却事与愿违。诸多论著分析了造成美国“脱身”不成的原因。这里只是强调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敌视主要源自美国人的冷战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反革命思想，这两种观念在深层次上决定了美国无法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做出合理的反应。
        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中，美国人将战后不论哪里发生的革命运动都归结为苏联的“扩张”，各国共产党都是苏联的“第五纵队”。同样，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决策层即断定，中共的胜利“有利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目的和长期目标”，因此“显然是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的”（注：FRUS,1947,vol.7,China,pp.838,387.）。既然中国革命也是苏联“扩张”的工具，根据杜鲁门主义的定义，它属于苏联“间接侵略”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有责任加以反对。
        另一方面，在根深蒂固的反革命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人视任何社会革命如洪水猛兽，认为社会革命将造成无政府状态，摧毁或打乱一切秩序，当然也包括美国正在从中获利的国际秩序（注：美国学者称之为反革命意识形态，可参阅Michael H.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chap.4,The Perils of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p.93-124。）。从美国有关人士的言论--不论是司徒雷登建议中共在新政权中“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注：“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年6月7日。），还是艾奇逊对“中国又要回到纷争割据的老路上去”的分析和对新中国将成为“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或“不文明国家”等的议论（注：袁明、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1页。），--都清楚地表明，那些参与美国政策制定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革命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极其深刻的矛盾，以及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民族解放与社会变革的两重性。结果是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曾经多么认真地考虑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在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方面，美国始终是步步为营的。美国人的言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蔑视，其结果难免导致与新中国对抗。
        苏联同样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在东亚以确保雅尔塔秘密协议划定的格局为基本界限，巩固对安全缓冲区的影响和争取经济利益。中国内战爆发后，尽管东北苏军与中共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但很难说这意味着苏联政策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即使在东北苏军鼓励中共夺取北满战略要地的时候，重庆的苏联大使馆仍然拒绝与中共代表交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力量如此弱小，很可能在大规模内战中被打败，特别是在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所以苏联对中国内战的关注有限，对中共的支持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