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冷战与内战：终于划清的界限
        如上所述，肯定国共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机会，是相对于当时内外形势而言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些条件变化导致了中国全面内战爆发，以及中国内战对美苏各自对东亚政策的影响。在美苏国共关系的框架下探讨这个问题，其核心就是探讨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问题，即国共两党如何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时利用美苏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华政策的调整。
        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同盟条约基本上是在战争时期签订的，当时取得战争胜利是压倒一切的，因此这些国际协议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必定要受到军事考虑的影响。美苏领导人也非常清楚，为打赢战争做出的许多临时安排，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所以他们选择的解决办法通常都是权衡战时和战后双重需要的结果。具体到东亚和中国，美苏分别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各种复杂的考虑交织在一起，而它们选择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谓“蒋之下的和平”作为一种政治安排，其背景是美苏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盘算和协调，即双方承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此前提下苏联承认美国在战后中国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优越权益（注：参阅《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0-162、165、236-253页；《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第257页；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三联书店，1978年）第413-414、424、444-446页。）。一旦它们对各自获得的战略利益不满足，或认为对方超越了界限，双方关系必定出现动荡。不论是有意还是无心，美苏关系的动荡都必定会冲击国共关系。当然国共双方也必然要想方设法地利用美苏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美苏在考虑各自对华政策时，的确对中国内部问题给予相当严重的关注，但这并不是因为国共争端本身对它们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们的着眼点包括避免因国共斗争而导致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如果美苏认为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因为国共争端而导致它们之间的战争，以及不至于因对方利益扩展而严重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它们并不会对国共争端给予特别的关注。
        美苏的战略考虑和它们之间形成的既相互限制又相互妥协的复杂关系，比较典型地反映在1946年初中国同时进行的两场谈判，即有美国参与调处的国共谈判和中苏关于东北经济的谈判。两场谈判的背后是东北苏军和华北美军事实上形成的军事对峙。
        抗战结束后，美军陆续在中国登陆，数量达11万之众，其中大部分驻扎于华北。美军声称驻扎华北的理由是解除那里日军的武装和安排遣返，实际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阻止中共受降，帮助国民党政府争夺和控制交通要道，以及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美军扮演的角色不仅加剧了国共间的紧张气氛，而且华北美军不断与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11月中旬魏德迈向华盛顿发回相当悲观的报告，声称如果美国帮助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就必须大量增加军队，并冒介入中国内战、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否则，除非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蒋介石无法控制东北和华北（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91-192;FRUS,1945,vol.7,China,pp.650-660,663-665,679-684。）。
        马歇尔的看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局势的反应。他声称如果中国因为国共内战而四分五裂，苏联又利用这种形势控制东北，美国就失去了“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自己动手拯救蒋介石，就“不得不接管中国政府”，美国将“承担起无尽无休的义务”，中国也将因此成为“国际冲突的角逐场”（注：FRUS,1945,vol.7,China,pp.763-764.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游燮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9-40页。）。杜鲁门政府在反复权衡后，选择通过调处争取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共争端。这既是为了挽救蒋介石面临的危局，也是为了使美国摆脱困境，美军尽早从中国脱身。美国一再向苏联保证，在完成遣返日军后，美军将撤出中国，尽管尚不能定出时间表（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7-323页。）。
        苏联10月即开始从东北撤军，但蒋介石撤退东北行营和命令进攻山海关后，苏军迅速南返，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撤军前谈判解决东北经济问题。苏军延缓撤军表面上是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在国民党军队无力接收时代为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实际上是要防止美军进入东北。当时魏德迈正在中国考察军事形势，苏联方面将国民党政府的行动与魏德迈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认为魏德迈使命“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有侵入东北的企图”（注：“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11月12日。）。
        为了防止美军借机进入东北，苏联一方面采取实力政策，占领交通要道，不允许任何运送国民党军队的美军舰只在东北港口停靠，另一方面也迅速采取措施缓和中苏关系，消除美国干预东北问题的借口。首先，苏联否认曾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大城市并沿铁路两侧后撤50公里、苏军撤出前不得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联驻华使馆在国共谈判中回避、拒绝与中共代表协调立场（注：参见牛军《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斯大林与中国》第384-385页。）；其次是向国民党政府表明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表示愿意在东北经济问题上有所让步，并重申以往对国共争端的立场，不反对美国的调处努力等（注：《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见《斯大林与中国》第24-25页。）。不过苏联的条件也相当明确，就是不允许美军进入东北，以及国民党政府不能奉行反苏政策（注：蒋介石：《苏饿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第121页；《斯大林与中国》，第27页。）。第三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重申以往的有关承诺，即赞成“在国民政府下”的民主统一，以及按时从东北撤军等（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322-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