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以后中苏关系再次逆转，主要原因是美国公开干预中苏谈判。这固然同美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趋于紧张有关，但主要的还是由于国共谈判进展顺利，关内局势相对稳定，使马歇尔感到有必要也有机会在东北问题上向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他鼓励国民党政府不要向苏联让步，不要害怕苏联拖延撤军。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建议，应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迫使苏军撤出东北（注：FRUS,1946,vol.9,China,pp.427-429.）。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政府，反对只由中苏两方谈判处理日本在东北的财产（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17页。）。这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党政府抵抗苏联的压力。此后不久美英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议，两国舆论开始报道和指责苏联在东北提出新的要求和苏军停止撤出东北等。3月5日，美国务院指示凯南告诉苏联方面，美国希望在国民党政府完成接收东北以后，再讨论东北经济问题（注：FRUS,1946,vol.9,China,p.1114.）。
        国民党政府本来就反感苏联的过分要求，美国给予公开支持无疑促使其放弃合作的方针。1月间，蒋介石通过马歇尔、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等了解到，美国不满意苏联对东北经济的政策（注：FRUS,1945,vol.7,China,pp.814-815.FRUS,1946,vol.10,China,p.1102.）。加之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后仍然可以调入东北，这一切使蒋介石不愿意再对苏联让步。他指示东北行营，对苏经济合作“只可缩紧，不宜太宽”。21日，蒋进一步提出两个原则：（1）不承认苏联将东北日产作为“战利品”；（2）与苏联的正式协议须于接收东北之后再谈（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1），第417-418、420-421页。）。中苏间的缓和气氛开始消散，美国随后采取的行动使蒋介石备受鼓舞。他认为美国舆论谴责苏联“日渐积极”，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几使人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注：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80年，第46、49页。）。3月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照会，拒绝苏联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要求。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国民党政府的反苏情绪明显高涨，它虽然还不打算全面恶化中苏关系，但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中苏经济谈判也不了了之。
        中苏关系恶化与国共在东北的关系紧张几乎是同步的。蒋介石不仅敏感地注意到美苏关系趋紧，而且认为马歇尔“对共党阴谋，似有略进一层之认识”，其立场将越来越向国民党倾斜（注：《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28页。）。结果是他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强硬。3月11日马歇尔提出一项派军调小组进入东北的命令草案，所反映的基本是国民党方面的立场。4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东北“只有接收主权”，任何人不能借外交困难要挟政府（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册。）。这等于公开拒绝中共的建议，无异于一份宣战书。重要的是它的基调与马歇尔的草案完全一致，所以美方从未要求蒋介石改变其立场。在四平之战白热化的时候，蒋介石拒绝了马歇尔的停战建议，声称此刻对中共让步“实无异对俄国妥协”。结果是马歇尔同意再为国民党增运两个军去东北，这对东北形势产生何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注：《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55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5），第116页。）。蒋介石利用美国限制苏联的企图，决心在东北用武力彻底打败中共，而马歇尔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纵容和支持，双方在东北逐步形成战略接合点，这是东北爆发内战的主要原因。
        中共领导人对国共谈判以及通过谈判达成的三个协议的态度如前所述，是相当肯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已决心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的政策和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均对中共有利，“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注：《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军委关于保卫张家口、承德的部署》，1945年12月29日。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94-495、526页。）。这种看法同样影响到中共在东北的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在华北和东北取得“有利地位”，甚至取得“自治地位”，是迫使国民党妥协，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注：《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尤其是在东北取得有利地位，更是毛泽东的长期战略考虑，即根本改变中共长期被包围的态势和形成国共合作的条件（注：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4-435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8-219页。）。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中共中央一度提出夺取整个东北的计划（注：《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随着中苏关系缓和以及东北苏军的阻挠，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夺取全东北，但仍然认为东北内战难以避免，必须准备在1946年春与国民党军队决战，而且任何与国民党的妥协都必须有美苏妥协的外部条件（注：《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页。）。
        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对东北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开始对国民党“采取和平合作的方针”，暂时不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注：《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1月下旬中共中央进一步确定，在东北“力求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注：《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58页。）。中共政策变化的原因除了国共关系总体缓和以外，也包括中共领导人对美苏政策的基本看法。首先是在美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下，他们担心即使暂时打败国民党军队，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注：《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页。）；苏联关于东北内战将“惹起美军入满”的警告无疑加剧了他们的担心（注：“彭真关于友人警告东北绝不能打”，1946年1月26日。）。其次是他们相信，“苏联不会助我在东北内战，但可助我与蒋获得妥协”（注：《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2-53页。）；另一方面只要美国认为中共无意独占东北，它也不会反对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注：《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58页；《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