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间，国民党政府因军事失败而面临内外危机，以及赫尔利调处国共谈判失败等等，一度促使中共领导人考虑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不过从“七大”制定的有关政策看，中共中央并没有改变基本方针。“七大”政治报告公开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过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表明，中共领导人在联合政府的具体形式上至少有三种估计：其一，“政府还是独裁的”，中共参加做官；其二，“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实质是蒋介石独裁；其三，以中共为中心。毛泽东虽然强调第三种是发展“规律”和中共的目标，但前两种形式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注：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页。）。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第二种形式相当接近美国的基本设想，即建立蒋介石领导的、容纳其他党派参加的政府。
        中共领导人在抗战结束前已经基本断定，苏联不大可能像在东欧国家那样，直接援助中共（注：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均出自《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年8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藏，6442/1,4。）。他们对战后美国是否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关注程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对苏联政策的关注。毛泽东固然对苏联领导人要求他去看庆谈判感到不满，但真正引起他重视的很可能是斯大林关于内战前途的悲观预言，即所谓“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6页。）。其实不仅斯大林如此告诫中共中央，苏联驻华使馆、东北苏军等，均相信美国极有可能在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且结果将是中共遭受毁灭性的失败（注：《斯大林与中国》，第299页；“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11月12日；“彭真关于友人警告东北绝不能打”，1946年1月2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1-432页。）。当然可以设想，苏联是不会为了中共与美国开战的。很可能是因为受到苏联的判断的影响，毛泽东才相信：“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中共如占领南京、上海一类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反之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这种看法虽然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国共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决定了中共中央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方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6、398页。）。
        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共很快在华北和东北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过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今后6个月是向和平过渡的阶段，“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当前争取军事胜利是为了和平更迅速实现（注：《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71-372页。）。当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和马歇尔使华后，中共中央很快决定恢复国共谈判，并且认为马歇尔调处的政治方案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军队整编方案也很有些可取之处（注：周恩来：《中共愿在公正的基础上同美国和国民党继续合作》，1946年1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2-94页；《毛泽东盛赞政协成就》，《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军队整编的方针的指示”，1946年2月8日。）。实际上，国共达成的政协决议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设想的联合政府的第二种形式。所以中共领导人一度相信，“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中国有可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注：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年1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册［无出版单位］，第120页。）。
        从中共在战后参加国共谈判的过程看，其政治方案基本上没有超出“七大”的设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人思考有关问题的基本逻辑是一贯的。根据中共领导人在“七大”期间的估计，首先，苏、美、英的合作关系还会继续下去，不可能爆发反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很难发动反共内战；其次，苏联可能不援助中共，即“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以及可能“出了斯科比”，即美国直接参加反共内战（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4、197页。）。即使在抗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注：《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正是根据这个逻辑，中共中央相信，既然美苏均承认蒋介石政权并要求和平解决国共矛盾，中共也就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更何况中共是力量弱小的一方，尽可能避免或推迟内战是合理的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避免内战，就必须做出妥协。
        总而言之，将“蒋之下的和平”作为重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一块基石，从一开始就既是机会也是陷阱。所谓“机会”是指抗战结束后，国共确实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可能，因为美苏国共各方都曾经接受那种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矛盾的政治安排。特别是国共双方都对外部因素的作用给予较高的评价，相信美苏可以对中国政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它们至少都曾尝试找到政治解决的办法。所谓“陷阱”是指政治解决国共矛盾的方案能否成功，需要过多的条件，其中特别包括美苏两方必须始终不渝地履行其承诺，并持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政策。事实是像美苏这样的大国--它们的首要战略利益和它们之间的主要争夺均不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