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田野发掘：梁氏父子的共同追求
    梁启超还非常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冬，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共同组织，李济、袁复礼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梁启超对这次合作极感兴趣，并给予大力帮助。他曾两度亲笔写信给山西军阀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个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4]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此时，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也是梁启超精心安排的。世界范围的考古学发展迅速，而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却都是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 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reich）、 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因此， 梁启超计划让长子梁思成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是希望这些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专业能够扎根、生长。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永，谈到李济的考古活动时说：“李济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的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5]。 梁思永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参加过印第安人史前遗址的发掘，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愿意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梁启超便为他作了精心安排，并提供了有关业务的统计资料。
    1927年1月10日，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胜利归来，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出席并听取了李济、袁复礼两人所作的长篇报告。当天晚上，梁启超兴致高昂，回到寓所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他说，会上李、袁二人“在演讲中说，‘他们二人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是非常努力才好”。殷切期望之情溢于笔下。梁启超在信中特别提到了这次发掘的重大意义，“（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李济、袁复礼）想翻这个案。”并认为“（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启超还打算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要他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梁思永果然接受父亲的建议，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时局的变幻使得李济筹划的同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的两次田野发掘都落了空。梁思永只好暂时任清华国学院的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查员，其余时间便是在室内研究李济西阴村发掘的陶器。1930年以《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获硕士学位，这是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很有分量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梁启超还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为梁思永创造条件，使其广泛涉猎与考古学有关的各种知识。1927年7月30日，他写信给陈仲恕， 请他指导梁思永：“小儿思永新自美归……渠所治为考古学，非博观实物，不能为功。归国一年，拟并力从事于此。玉器、瓷器、铜器三项，尤所最欲研究。敬乞吾公详加指陈，俾勿迷所趋。闻郭君宝昌为鉴瓷名家，不审公与之有交否？若能介绍清益，尤所企盼。其余各专家有可受益者，请公更为博思介见。公视小儿辈如子弟，想不有各也”[5]。 梁思永在归国一年期间，除了得到各位名家的指点外，更多的是跟从其父梁启超而得到的耳濡目染，朝夕聆教，使他获益匪浅。1928年8月， 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再度赴美。次年，梁启超便因病溘然长逝，父子俩再也没有见面，这一别竟成永诀。
    三、梁思永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梁思永于1930年夏学成归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秋即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冬又转道通辽入热河调查，采集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玉器等遗物。[6]此后，他又主持和参加了城子崖、 安阳殷墟等数处遗址的发掘。下面就他对龙山文化的研究和1934-1935年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发掘报告的撰写为中心，凸显梁思永在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重要建树。
    1928年，我国学者吴金鼎到山东历城调查考古遗址，发现城子崖龙山黑陶文化。1930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成山东古迹研究委员会，由李济带队，对城子崖遗址进行首次发掘。李济后来在为城子崖发掘报告所写的序言中，强调其重要性：“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构成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迹。”并说：“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要紧的成分必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城子崖黑陶文化“演绎的秩序和准确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以解决一大半了”。[7]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为考古学界找到了新石器另一体系文化遗址--龙山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