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民国以后广州商界敢于对政府持更强硬的态度，很大程度与广州商团的存在有关。
        “粤东盗匪，甲于天下”可说是近代广东社会、尤其是商界的共同看法。广东商业以顺德、南海的丝业为命脉，而这些珠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县份，却是盗匪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省城广州的治安状况也十分恶劣。清末，保皇、革命两派都视广东的盗匪为可以利用的力量。广东独立时，革命党人发动的民军，其中骨干不少为绿林人物，而后来民军多被解散而又没有安置，于是生出更多的盗匪。民国最初十多年，统治广东的各个政权都不能对全省、尤其是乡村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在争夺广东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又一再利用盗匪，这就使盗匪问题较之清末更为严重。匪变成兵，兵又化为匪，兵匪不分、兵匪一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注：邱捷、何文平的未刊论文“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的反应”对此问题有详细讨论。）。在战乱中，军队的行径往往与盗匪无异，“客军”更甚。无论是兵是匪，抢掠的对象首先是商人。政府在防范和清除盗匪方面成效甚微，对扰民害商的军警也无力约束。即使是广州商界上层人士，也会成为兵匪暴行的受害者。如1912年6月，南海简村被一支难分兵匪的队伍洗劫，陈廉伯老家和家乡的丝厂所有财物枪支被抢劫一空（注：《简村全村被抢》，《民生日报》（广州）1912年6月19日。）。较之国内其他大城市，广州商人对动乱的感受和恐惧更为深刻，对政府在维护社会治安的表现更为失望与不满。舆论认为，“商人有输纳税饷之义务，自应有享受保护之权利。今烽烟遍地，荆棘在途，政府对于商务，尽失其保护之职责，商人所享受之权利，邈难期矣！岂惟不保护之，战线之区，更加蹂躏焉。政府之义务不尽，而徒责商人尽其义务，岂得谓情理之平”（注：《商会开全国大会感言》，《香港华字日报》1918年3月18日。）。所以，从清末开始，广东社会各界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注：《袁督抗阻绅商办团之驳议》，《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3月29日。）。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民间都组织了各式自卫武装。
        在清末，粤商自治会曾向咨议局提出“奖励商团民团议案”，要求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商务繁盛的城镇“由商民禀请一律成立商团公所”（注：《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1910年），油印本，第79页。）。但清朝官吏担心无力控制这些民间武力，没有批准。武昌起义爆发后，广州商人团体对促成广州和平独立起了很大作用（注：参阅大汉热心人撰《广东独立记》一文（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然而，共和制度的建立并没有带来社会安定，为了对付这种局面，广州商人组织粤商维持公安会，在该会主持下，组建了广州商团（粤省商团）。
        在1911年冬筹建粤商维持公安会时，岑伯著、陈廉伯等人认为，商人为保卫自身权益应有自卫实力，办商团是为了一旦政治变动，商人也可自卫；但不要卷入政争漩涡（注：《粤商自治会与粤商维持公安会》，《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27页。）。可见，在商团创办之初，商界头面人物已经考虑把它作为维护商人政治、经济利益的武力。1912年1月，广州商团已经成军并会操，丝业商人岑伯著任团长（注：《商团推广》，《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1月16日。）。1913年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包括商团在内的广州商人团体，对袁世凯怀有希望，欢迎袁所任命的新都督龙济光（注：《各界欢迎龙都督》，《民生日报》（广州）1913年8月9日。）。但龙济光并没有给广州商人带来安定。济军入城之初，用武力解决已经投降的粤军，使商场受损不少。济军还经常对商民滋扰抢掠，警察不敢干预。商团穿起制服荷枪出巡，遇济军入民家“搜查”，则实行监视，“抓人不问，搬东西制止”，使济军不得不稍有忌惮。一般商民认为商团确能收自卫之效，参加者日多（注：《陈廉伯其人与商团事变》，《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44页。）。1913年9月，商团军“全体六百余人”（注：《各界恭祝孔诞之热闹》，《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9月30日。），到1916年夏已有10个团（注：《粤商团大获奖章》，《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6月2日。）。
        护国战争期间，护国军兵临城下，广州秩序大乱，广州商团刊布传单安定人心。1916年4月12日，商团岑伯著、李戒欺、陈子贞等人参加了护国军与龙济光部的谈判，会议中济军军官突然发难，开枪射击，混乱中岑伯著中弹受伤，不久死去（注：《商团之传单》、《海珠会议之大惨剧》，《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4月10、14日。）。商团首领得以参加这样的会议，反映了交战各方以及社会各界对商团地位的承认。
        首任团长岑伯著去世后，团长一度由成药业的黄鹭塘接任（注：据陈廉伯说，在黄鹭塘主持期间，商团退伍者不少，到他接手时只剩两三百人。见《孙政府与人民宣战记（二）》，《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8月27日。）。1919年3月，陈廉伯被选为商团团长，广州商团开始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陈廉伯（1884-1945），广东南海简村人，出生于丝业世家，早年在香港读书，后在丝庄任过司理。民国初年，他以汇丰银行买办身份参加粤商维持公安会（注：《粤商维持公安会同人录》之《会员芳名列》，广州，1912年印行。），曾列名同盟会籍，任交际处职员（注：《粤支部职员表》，《民谊》（广州）1912年第6号。）。在出任商团团长之前，陈廉伯已经是广州商界的闻人。他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因参与各种慈善活动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1921年初，他又被选为广州总商会会长。政界名流经常与陈交游，陈既控制了商场，又笼络了官场，于是声名益显（注：《陈廉伯其人与商团事变》，《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43页。）。陈廉伯出任团长时，宣布商团的四大宗旨：“1.实力保卫地方；2.认定本团为独立性质，无论如何不为政潮所左右；3.联络团军，亲爱感意；4.力谋扩张及进步。”（注：《商团欢迎团长》，《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3月13日。）为了“寓兵于商”，陈廉伯组织了商团模范队，加强操练与实弹射击。训练中“操练巷战”，“兼习技击”。此时，商团人数迅速由几百人增至近两千人（注：《商团力谋进行》、《粤商团恳亲会之盛况》，《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5月3、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