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商团事变之后，孙中山说：“广州商团购枪自卫，向来都是很自爱的，对于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广州政府无论是民党或者非民党，同商团相处都是安然无事。”（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81页。）然而，如前所述，民元以来，实力强大的广州商人团体从广东的“弱”政府那里争取到相当程度的独立地位，以及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商团种种超越法律的做法被默许，这并非政府的“善意”或主动让步，“相安无事”的结果是政府的权威和职能都受到挤压。但1923年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后，特别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之后，由于联俄、改组国民党和实行扶助农工政策，他的政府革命旗帜日益鲜明，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动员能力和调控能力比历来统治广东的政府强得多。商团与政府“相安无事”的局面便迅速改变。
        这次孙中山建立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政权。孙中山的理论和国民党的纲领，使这个政府成为当日中国最进步的一个；但这个政权的重要支柱--军队，以及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却不能不令商人痛恨。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广东开始成为新的革命策源地；但在商人眼中，广东则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乱时期。孙中山的政权并没有控制广东全省，粤东在陈炯明统治下，而南路则是另一个军阀邓本殷的地盘。广东的不统一使盗匪的活动更为猖獗。战争状态不仅严重影响商业，加重商人负担，而且各方军队、首先是孙中山的军队，给商人造成大量直接的损害。这种混乱状况使商团更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政府也希望商团协助维护社会秩序。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在商团和警察联欢会上称“商团是人民的机关”，希望“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维持广州的治安”（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61页。）。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曾致函商团总公所，要求商团恢复巡查队晚上出巡保卫商场。商团总公所立即召集各分团会议，议决“不分昼夜，派队出巡”（注：《商团议决规复巡查队》、《商团不分日夜出巡之通令》，《七十二行商报》（广州）1924年4月23、25日。）。公安局要求商团晚上出巡是为了防御盗匪，而商团坚持白天也出巡，很大程度是既防盗匪，也防军队。
        孙中山能重返广州建立政权，主要依靠滇桂军等外省军队。为维持人数众多的军队以及进行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行动，政府不得不对商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和发行缺乏准备金的纸币。各路军队也包烟包赌，擅自征收捐税。这些“客军”的军纪都很差，结果不断同商人发生磨擦，商团“防兵”的职能变得更为突出。1923年1月，滇军刚进入广州，就因包赌同商团发生冲突（商团历来坚持禁赌）（注：《商团军因拒赌被殴》，《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1月26日。）。同年11月，广州卫戍司令杨希闵命令商团备价领取枪照，商团表示：“有总团部所发之照为凭，何必奉送数万元再取枪照。”并警告说：“如敢藉名缴械，即联合团体，实行武力解决。”为防止意外，商团连日加紧戒严（注：《滇军勒迫商团领枪照》，《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11月9日。）。1924年春节，因商店拒用新发行的军用手票，“商团与湘、滇、粤、桂各军滋闹事件，实有七八起之多”（注：《大元帅训令第48号》，《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5号（1924年）。）。在其中一次事件中，有滇军土兵死伤，滇军司令部要求商团查明解送击毙官兵的凶手。商团正副团长复函，强调是滇军首先起衅，“团军为正当防卫”，拒绝了滇军的要求（注：《手票冲突案之商团复函》，《七十二行商报》（广州）1924年4月17日。）。4月，湘军的粤闽湘司令部第四旅借口搜查军火，拘捕一名商团团员。商团公所立即“召集东西南北各团军千数百人，排队联往公安局，会同警察游击，前往起掳”，迫使公安局出面交涉，使被捕者获释。事后，商团还发表通电，要求禁止军队擅行查捕。湘军不得不向商团申明，日后对类似“藉名敲诈”者可“随时拿解来部”；而商团总公所也把湘军的来函通令全城商团，遇到这种军队可以拿办（注：《商团公所请禁军队擅行拿捕》、《商团通令协拿犯法军队》，《七十二行商报》（广州）1924年4月24、26日。）。5月，滇军-军官为私人债务纠葛拘捕商团成员邓某，商团一面派人交涉，一面“立即出队”封锁该滇军司令部所在街区；滇军也“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双方几乎交火（注：《军人逮捕商团之风潮》，《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5月12日。）。每遇军队损害商人利益的事件，即使是面对实力较强大的滇桂军，商团“亦直集合武装团军千数百人，包围其壁垒，毫不畏葸”；从1924年1月到5月，“商团为商界干（抱）不平事，大小不下数十起，莫不理直气壮，凯奏而还”（注：《广州全城大罢市之趋势》，《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5月27日。）。因为军队与商团多次在广州城内发生冲突，孙中山命令广州的军队移驻郊外，并对军队在城内设立机关予以严格限制（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110-111页。）。在珠江三角洲其他城镇，也不断发生商团同驻军磨擦事件。
        对政府损害商人利益的财政措施，商团有时也采取激烈的方法进行反抗。1923年9月，广州市政厅为实行售卖公产的政策，打算把商团第七分团作为驻地的一所庙宇拆掉。该分团“立即戒严，武装扼守”，“所有该庙附近瓦面均遍布步哨，准备迎击”；其他分团决定派人支援，还准备实行罢市抗争。此事终于以政府妥协了结（注：《西关拆庙之大风潮》、《西关商团已解严》，《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9月17、18日。）。
        从1923年到1924年，广州商人为抗拒政府的税收政策不断罢市罢业，在商团事变前几个月更形成高潮。1924年3月底，为抗议政府征收买卖捐，银业（所有银号与华资银行）罢市（注：《银业停市之昨讯》、《关于银业买卖捐之函件》，《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3月31、4月1日。）。5月，为抗议征收轮渡附加费，航商全体停业罢航（注：《抽收轮渡附加费之风潮》，《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5月8日。）。为抗议特种药品捐，药业各行罢市（注：《药业八行之联合会议》，《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5月23日。）。6月，为抗议增加捐税，当押行罢市（注：《解决当押行罢市风潮》，《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6月10日。）。广州以外，南海、顺德、新会、东莞、香山等地同样不断发生罢市事件。5月，为反对统一马路业权案，广州全城罢市（注：《广州全城大罢市之趋势》，《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5月27日。）。商团以武力为后盾支持罢市。当商界召开会议讨论反对该议案时，“议场上派出大队商团守卫，非与会者不得入内”（注：《市民反对统一马路业权之激昂》，《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5月21日。）。商团修筑街垒，宣布戒严，武装巡逻（注：《大罢市将实行矣》，《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5月27日。）。在罢市潮中，广州商团总公所还宣布，“全省各属商团，集中省城，进行大会操”（注：《广州大罢市风潮续报》，《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5月30日。）。以上每次罢市都迫使政府让步，商人取消新捐税的要求均得到满足。
        商人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进一步扩充自己实力，政府和军队对商人更奈何不得。全省商团举行大会企图成立联防，就是在反对统一马路业权案大罢市的背景下发生的。据报道，在大会期间，讨论了“添购大炮、机关枪、手枪、长枪及轮船、电轮，与设置商团军医院、救护医生队、制弹厂、筹措抚恤准备金等项”，还打算在全省价值数千万元的善产中“拨出半数以充扩充商团之用”（注：《商团大会议中之所闻》，《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6月2日。）。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商人自卫武装的需要。广东全省商团联防章程规定，联防总部“主持全省各埠之商团军之命令统率事项”，只向全省商团代表大会负责，章程“自代表大会议决呈报省政府备案之日施行”，完全不提政府的审核与批准。联防总部设立八大处，与当时中国军队的高级司令部完全一样（注：《全省商团大会日记》，《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6月3、4日连载。）。而且，商团联防总部“对于各属分团来往函件，均袭取政府公文程式，发号施令，商团总部，不啻一中央政府机关”（注：《商团与政府之龁》，《申报》1924年8月18日。）。如果商团联防的各项议案和章程都落实，那么，在革命政府所在地广州，就会出现一个不受政府统辖的军事指挥部和另一个政治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