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广州商团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当时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因为商团以反抗“客军”标榜，在社会普遍痛恨军阀的舆论氛围下，商团得到很多同情。一些报刊，包括比较中立的《东方杂志》、《申报》，都把商团当做民众的武力，在事变过程中做过倾向商团的报道（注：例如《广州当局与商团》一文（《东方杂志》第21卷第17号）谈到商团民团联防之后称，“广东商民团势力的强大与团结的巩固，更为国人所啧啧称羡”。新闻报道《全粤商团大会之经过》（《申报》1924年6月7日）则把商团联防看做民众觉悟的表现。）。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则视广州商团为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的团体（注：述之：《广东商团事变之根本原因及其对中国国民革命上所与之教训》，《向导》第88期（1924年10月22日）。）。现在看来，两种意见都可商榷。
        商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众武力，它只代表和维护商人的利益。商团在同政府、军阀发生冲突时，的确是弱者；但在20世纪20年代劳资矛盾激化、工人运动兴起时，商团往往对比商人更为弱势的工人使用暴力，所以，商团与工人结怨颇深。多数工人不仅不同情商团，而且积极要求政府对它采取强硬政策。广州工人在要求政府不要发还团械的通电中说：“自商团军成立以来，其压迫我工团、残杀我工友之事，不知凡几”（注：《工团反对商团起械之呼声》，《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8月16日。）。工会和各界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商团的集会（注：《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8月26日。）。其时国共两党都努力争取工农，在商团首先开枪杀害工团和警卫军人员的情况下，政府武力镇压的决定得到工、农、兵、学各界的支持。站在商团一边的只有商界，其处境实际上非常孤立，这也是商团事变迅速被平定的原因之一。
        那么，广州商团是不是具有买办性质或被买办阶级控制的团体呢？因为广州的对外贸易都通过香港转口，商界中买办其实并不多，地位和影响也并不很大。我们虽然不知道商团中买办的实际人数；但我们知道，粤商维持公安会初期的会员2512人中，买办只有31人；而在它的骨干人物（正副会长、各课课长和会董）115人中，买办只有5人（注：参见《粤商维持公安会同人录》之《会员芳名列》与《第一期复选职员姓名表》。）。在商团历任正副团长中，买办也只有陈廉伯一人（注：根据《粤商维持公安会同人录》之《会员芳名列》，可查出商团三任团长的行业是：岑伯著，桂塘新街美经和丝庄；黄鹭塘，桨栏街黄祥华号；陈廉伯，沙面汇丰银行办房；各任副团长的行业是：陈鉴持，黄沙逢兴押；黄季明，十三行萃源押；马璧臣，玉子巷联盛象牙店；邓介石，第七甫永昌隆丝庄；李颂韶，小市街西盛金号。陈廉伯在1921年是作为燕梳保险公会的商董当选为广州总商会会长的。）。我们自然不能仅依据陈廉伯一个人的买办身份来为广州商团定性。至于把广东的商业资产阶级等同于买办阶级（注：述之：《广东商团事变之根本原因及其对中国国民革命上所与之教训》，《向导》第88期（1924年10月22日）。），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而且，清末以来广州商界参与爱国运动的事实，也可以证明此说不能成立。
        在广州商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丝庄（经营蚕丝出口）、银号、当押、金银珠宝等行业的商人，在商团中也是如此（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提到这一点，见《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46、47、57、58、60、87、91页。）。在罢市时态度最强硬的又是银业、金饰、绸缎、当押、洋装丝、酒楼等行业（注：《孙政府与人民宣战记（五）》，《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8月30日。）。广州商界主要由传统行业商人组成。1912年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在2512名会员中厂商只有96人，多数是传统行业的商人（注：参见《粤商维持公安会同人录》之《会员芳名列》。）。1921年初，广州总商会举行选举，各行选出的会董所属的行业是：茶行、南海布行、北江转运行、银业行、报税行、天津公帮行、花生芝麻行、白糖行、瓷器行、京果海味行、颜料行、酱料行、薄荷如意油行、豆行、油行、绒线行、匹头行、鲜鱼栏行、鲜果行、洋装丝业公会行、客栈行、米埠行、酒行、南番押行、广肇青砖窑行、广州织造土布行、洋杂货行、故衣行、酒楼茶室行、菜栏行、土丝行、北江纸行、铜铁行、烟丝行、西猪栏行、南北行、南番下则押行、熟药行、生药行、参茸行、青竹行、丸散行、燕梳保险公会、金行、酒米行、红砖瓦盖行、糠米行、杂木行、矿务公会、烟叶行、玉器行、靴鞋行、杉行、电器行、广州屠牛行、顾绣斑靴行（注：《总商会选举职员纪事》，《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1月20日。）。即使在商团事变过后几年，广州商界仍是以传统行业为主，在1928年的《广州商业分类表》33928个商户中，“工厂”只有1081个，新式的商业行业也并不多（注：广州市政府统计股编《广州市政府统计年鉴（第一回）》，1929年。）。
        辛亥革命前，广东曾经是国内近代工业发展得较快的省份，列入民国元年农工商统计的“使用动力之工厂”363家中，广东占136家（注：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工商统计表》（1914年），“工厂”统计表。）。但辛亥革命后，广东战乱频仍，近代工业几乎停滞不前。在1912-1924年全国47个行业建立的2107家企业中，广东只在20个行业中有109个企业；在民国初年有很大发展的棉纺业、面粉业、近代银行业等，广东所占的份额更是微不足道（注：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86-528页之《历年所设本国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一览表（1840-1927年）》统计。）。民国初年的广东，经济以蚕丝出口为命脉、近代工业以制丝业为主体的格局一直维持着，而制丝业无论从总体规模到技术水平、经营方式等，较之清末并无明显的进步，民元以后十多年蚕丝出口额大体上与清末最后十年差不多（注：1901-1910年10年间广东共出口机制蚕丝353835担，1911-1920年10年间共出口355858担。据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7页表计算出。）。在广东商界尚未出现一个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
        存在决定意识。个别从事旧行业的商人可能会有很新的思想，但如果整个广州商界结构如此，那么，多数商人思想保守，害怕激烈的变革，甚至对革命抱有恐惧、排斥的心理，也就不足为怪了。导致商团事变发生的原因很复杂，孙中山和革命政府方面，也有其原因。但从商团方面，则主要是因为广州商人的保守性，而他们的保守性又与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广州商人的经济状况较之清末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他们的思想意识也未能与时俱进，从商团的文电看，其思想大体还是晚清的水平。
        孙中山的党长期在广东奋斗，我们可能会以为，广州商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不过，这种想法很难找到足够的史料来证实。清末，广州商人在反抗外国侵略方面有过相当出色的表现，但对国内变革却比较保守，在立宪运动中并不积极，辛亥革命中只是在武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支持革命，不久就对革命党人产生不满（注：参拙作《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民元以后，广州商人对全国的关注还不如在清末，同孙中山及他的党一直保持距离。广州商人保守的政治态度，有时还以非常偏激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商团事变中，广州商人口口声声反对“共产”，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1924年5月政府宣布实施统一马路业权法案时，商人便认为这是“试行共产之初步”（注：《广州两大罢业之风潮》，《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5月8日。）。实际上，统一马路业权只是政府为增加税收和改革广州商业习惯打算推行的一项新政策，与“共产”风马牛不相及。孙中山的政府当然不要实行“共产”，而且多次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这个立场。国民党的纲领，只有维护而没有损害城市一般商人利益的内容。
        商团在同政府对抗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系统理论，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策略。商团建立联防总部，没有向政府申请，其文件语气狂妄，见识却很低下。有人说，“商团总部办事之人，皆商界分子，对于政治社会大势，多不甚了解，商联总部各事，听诸秘书处一二人所为，而该秘书等又多属好事而无常识之徒，故自商团总部成立后，所发布之文件，类多不依法律手续，往往因此而有逾越法轨之行动”（注：《粤商团与政府之龁》，《申报》1924年8月18日。）。在罢市期间，商用和商界都有不少态度极为强硬的人物；但是到政府实施武力镇压时，从商团的首领到一般成员，没有多少人真正投入战斗，装备精良的商团顷刻瓦解。商团事变表明，中国的商人不仅不能领导革命，而且，在直接为自身利益斗争的时候，也表现得相当无知、无能和怯懦。
        广州商团在近代中国商人团体中有一定典型性。商团事变发生在所谓“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更有其特别意义。商团事变也许是商人团体同政府冲突的一个特殊事例，但从事变的前因后果，也反映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研究近代中国的商人与商人团体，特别是研究商人、商人团体同政府的关系，广州商团和商团事变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