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往，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影响，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隶属关系，以及双方长期的历史渊缘，使中共对苏联、共产国际十分尊重、信任，充满了亲近感。
        但是，苏联这个时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双重的政策：一方面，它继续对中共进行指导，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表示反对，也给予中共一些支援；另一方面，它从其本国战略利益出发（前期主要是希望由中国牵制日本，使之无法北向进攻苏联；后期主要是避免因中共问题影响其与美国的关系），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实力，强调与国民党的合作，并轻视、忽略甚至准备牺牲中共的利益。由苏联指导的共产国际，也因此奉行了双重政策，一方面，它从1935年起改变了过去的领导方式，“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党内组织上的事宜”，并曾多次号召世界无产阶级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形成共产国际存在24年中“两头好，中间差”的后一头。另一方面，它根据苏联政府的需要来指示和要求中共。于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形成一方面帮助、支持中共，但另一方面给中共和中国革命形成了干扰和困难的局面。
        对此，中共一方面坚定地认定苏联是“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将联合苏联列为抗日外交的最重要内容，不断呼吁和要求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对国民党淡化、破坏与苏联关系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批评。同时，积极在重大问题上与苏联进行配合，积极维护苏联。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举世哗然，毛泽东对此作出积极的评价，并高度赞扬斯大林，强烈表示“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7页。）苏德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战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一面指示在南京、上海等地活动的情报人员，注意搜集日本的战略情报，将“日本决心南下南洋群岛，暂不北上进攻苏联”等重要情报转交斯大林（注：方知达：《打进日伪最高层的情报战士--忆日本革命志士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大江南北》，1989年第2期。），以使苏联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一面在华北部署开展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努力配合苏联的卫国战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反复对“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对“斯大林元帅的英明领导”作出很高的评价（注：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1月7日。）。抗战后期，中共注意做争取与美国建立较好关系的工作，但并没有改变对苏联的基本态度。如1944年12月与赫尔利谈判时，党的领导人在估计与美国关系时认为，将来我们力量壮大了，而且有“北方”（即苏联）的加入，美国就束缚不了我们。在七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把“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列为中国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的四个条件之一；在政治报告的“外交问题”里，毛泽东对苏联长期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但另一方面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不适合中国国情、有损中国革命的指示和要求，中共没有盲从和迁就，而是联系实际、独立自主地进行中国革命。这主要表现在纠正王明右倾错误、拒绝苏联要求八路军进军东北等问题上。
        抗战爆发后，苏联从本国战略利益考虑，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但它认为中共力量微弱，必须依靠国民党。为此，共产国际在1937年11月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王明由此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一整套右倾主张，并自恃代表共产国际，把自己凌驾在中共中央之上。从而形成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的干扰，在实践中造成混乱和危害。中共中央通过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并通过其对中共的政治路线的确认，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王明右倾错误对全党的干扰也随之基本被排除。
        苏德战争爆发后，为防止日本可能对苏联的夹击，联共中央、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对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1942年5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夕，苏联为避免日军策应德军，再次要求中共派八路军开赴南满牵制日军。但由于没有条件，苏联、共产国际的要求不切实际，中共中央顶住压力，没有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
        这种既尊重又自主的处理方式，既维护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又维护了中国革命的利益，创造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
        （三）中共对英美外交政策的演变和与美国官方的关系
        争取和联合英美，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外交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大力提倡、促使国际和平战线反对日本的侵略，并且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英美两国的政策。”（注：《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03页。）为此，中共努力打通与美、英等国的联系，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共曾一度放弃了与英、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其原因主要是：①出于对英、美“远东慕尼黑阴谋”的警惕和反对。②受苏联和共产国际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放弃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影响。
        但由于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由于英美与日本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并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党在斗争现实面前，还是把英美与日本进行了区分。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应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外交政策，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的区别。并重申“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5页。）。1941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但要把宣传和政策加以区别，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9-280页。）。这一认识体现在了具体的对外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