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敌后抗日斗争争取了帮助。一些国际友人通过接触，决定留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如白求恩、尤恩、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汉斯·希伯、罗生特等，白求恩、柯棣华、汉斯·希伯等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一些访问者运用他们的知识为敌后抗日斗争献计献策，如史沫特莱等；更多的国际友人则利用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关系，为敌后抗日斗争提供帮助，如提供活动场所和掩护、帮助传递消息和购买物品（如医药等）、在国际上募捐等。
        第三，有力地配合了反对国民党反共活动的斗争。利用国际因素阻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是中共在抗战后期处理国共关系时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一策略在1941年后运用得颇为成功。皖南事变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诺等记者撰写报道和评论；周恩来等趋访英国大使卡尔、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会晤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和记者白修德，说明事变真相、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及其危害。从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利益出发，英美苏都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英国政府转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拒绝出席国民党大使邵力子原定举行的宴会，苏外交次长罗佐夫斯基请邵力子转告国民党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崔可夫先后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潘友新并向蒋介石表示：进攻新四军“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暗示事态发展下去将导致苏联停止对华援助。美国政府要居里立即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2月8日，罗斯福致信蒋介石：中共“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加紧团结。”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党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展开宣传战。7月5日，史迪威急电马歇尔：蒋介石“借口纠缠到与红军的作战中，以致不能参加缅甸战役。”马歇尔立即向在美国的宋子文表示：如果中国内部爆发一场武装冲突，会给同盟国的地位和努力带来不良后果。宋子文马上致电蒋介石：“美政府严重关切双方公开冲突，此种冲突应予避免”。苏联也对此表示不满，7月14日，苏联武官拜会美国代办艾奇逊，表明“从中国与国际间关系看，国民党应意识到，在目前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英美苏的反对，为党打退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其后与赫尔利、马歇尔间的谈判、斗争，也是这一策略的进一步运用，它在抗战胜利之初制止国民党的内战行动、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人民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中共的方针、政策和业绩、形象的广泛传播，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引发世界人民普遍对中共的赞赏和热情，从而为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基础。二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外交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如坚持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开展外交活动、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的原则：高度重视、适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外交政策和策略；以民间外交推动官方外交；在分析、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外交政策；利用矛盾、把宣传和实际政策相区别等。尤其是与美国政府的交往（包括赫尔利使华和马歇尔调停间的谈判、斗争）中，积累了经验。这些为后来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借鉴，并为后来所汲取和坚持。三是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外交骨干，他们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中坚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