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公开表示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苏联政府重新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于是，中共中央在6月23日发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再次明确调整了对英美的政策。12月9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公开的《宣言》和对党内的《指示》，明确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51-252页。）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英美的政策，最终确立。
        中共长期有效的外交工作，使美国政府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的业绩，认识到：中共是抗击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为获得华北、华中敌后日军的情报（军事动因），为调解国共关系、实现扶持蒋介石政府使之成为美国在亚洲代理人的战略目的（政治动因），美国政府于1944年7月22日、8月7日，派出由中缅印战区情报官员包瑞德上校率领、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标志着中共和美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官方联系。中共中央清楚地看到，目前美国外交的重心仍在国民党方面，对之“不应希望过高”，但对出现的合作契机十分重视，决定“放手与美军合作”（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44页。），希望由此而推进与美国的关系。为此，中共向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至抗战胜利共提交120多份情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毅、聂荣臻、贺龙、罗瑞卿和林伯渠、博古等分别与包瑞德、谢伟思等交谈，并连续举行10次报告会，向观察组介绍敌后抗战情况。尤其是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详细阐述了国共关系、中共的基本政策、党与美国的关系等，意义深远。同时，中共也向美方提出了向其提供援助的要求。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看到的一切，使他们耳目一新。他们把解放区抗日武装的实情源源不断地发回国内，谢伟思在驻延安头3个月内，就写回去40多份报告，包瑞德、卢登也写了不少报告。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生气勃勃，抗日武装“士气很高”，共产党的领导“廉洁奉公”，“得到当地人民的完全支持”；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而是共产党人的”。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不应片面支持国民党，而应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援助并设法促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注：《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71、696页。）。美军观察组的报告，曾得到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的深切同情，并一度对罗斯福产生了影响。
        但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战略是把蒋介石同自己拴在一起，是在抗日和扶蒋需要的情况下与中共接触的，因此就很难在与中共合作方面迈出大步。而赫尔利的出现，很快就使党与美国的合作趋势逆转。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经过谈判，10日双方达成五点协议，规定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派代表组成；军事委员会也应改组为所有抗日军队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赫尔利提议毛泽东和他在协议上签名，并声称：“我敬佩毛主席的宽大态度。你所希望的各种改革，我完全同意。”（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2页。）但在协议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后，赫尔利随之变卦，他轻描淡写地对周恩来说：“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并诱骗中共接受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反建议：“我们是准备帮助你们的，成百架飞机的东西等着帮助你们；但是没有这一协定，我就无法帮助你们。”（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5、356页。）对此哄骗，中共中央坚决拒绝：“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64-565页。）此后，赫尔利公开采取了压共、反共的政策。1945年4月，他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武装的政党和军阀”。中共中央不怕压制，不怕恐吓，但采取了留有余地的做法，由《新华日报》对此提出批评，而“延安暂取不理的态度。”6月，美国政府以通共间谍罪将谢伟思等逮捕后，中共中央决定点名批评赫尔利，毛泽东连续撰写《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等几篇文章。但仍将赫尔利和美国政府相区分，目的是通过斗争争取可能的合作。这一策略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以后的马歇尔来华调停。
        （四）中共在延安时期外交活动的意义
        中共的这些广泛的外交活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向国际社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和建设的业绩。进入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来访者，大都撰写了考察报道，有的甚至写了许多的报道，在国内外发表。斯诺的一系列报道，尤其是《红星照耀中国》曾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轰动全球。其后，贝特兰在1939年出版了《华北前线》一书，霍尔多·汉森也在同年出版了《人道主义的努力：中国战争纪事》，卡尔逊和贝尔登也相继分别撰写了《中国的双星》、《中国震撼世界》等书。卡尔逊还将他的考察写成秘密报告，递送罗斯福总统；林迈克、班威廉也多次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写成秘密报告，通过英国大使馆送交英国政府。1944年外国记者在访问中共地区后，同样撰写了大量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客观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和观感。如《中国共产主义军队是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富人协商》、《大丰收使延安丰衣足食》、《延安--一个在三种时间上的中国仙境》、《毛泽东朱德会见记》、《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等。甚至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武道也发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称赞延安政治民主、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抗战。1945年，福尔曼和斯坦因分别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怀特出版了《来自中国的惊雷》（与贾安娜合著）；1947年，爱泼斯坦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著作和报道将中共和解放区的崭新面貌展现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向世界介绍了中共的政治主张、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敌后军民的抗日业绩，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