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波兹南事件的态度加上骚乱本身造成的巨大心理震动，直接导致了波兰领导层的分化。在7月下旬召开的七中全会上， 波党中央明显地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保守派（因其经常性的秘密聚会地址名亦被称为“那托林派”），主张与苏联保持绝对一致，坚持阶级斗争，维持与先前别无二致的治国模式。但是，鉴于国内形势压力，他们同意增补哥穆尔卡为政治局委员，释放维津斯基主教，增加50%工资等措施。另一派是被称为“修正者”的改革派，他们坚持波兰应继续业已进行的革新，特别是在保证公民自由权和法制建设方面作较为广泛、深入的改革。这一派内部又分为两股不同的力量，一股是把改革视为“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有时被称为绝对改革者，另一股是包括奥哈布在内的“普劳斯卡集团”（亦因其聚会地点而得名），认为要维持波党政权就应当顺应潮流，进行一些既大胆又有节制的改革。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分歧很大，但是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把哥穆尔卡纳入政治局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7月28日全会闭幕时， 发表了一份改革派主张略占上风（特别是肯定对波兹南事件的开明处理）的应急方案。（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6-249页。）十月事件和苏联的退让
    七中全会最大的成果是肯定对波兹南事件的开明处理，但在波苏关系和哥穆尔卡这两个根本事项上却含混其词。这一折衷倾向已很不适合社会改革形势。实际上，由于领导层内部分歧的半公开化以及过于被动的应急政策，社会改革力量反而被进一步地激发起来。工厂工人提出了成立工人委员会进行自治管理的要求，许多人开始呼吁讨论波苏关系。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疏导措施，遍布党内外的激进改革势力有可能很快走向全面否定根本体制。（注：参见查尔顿：《老鹰与小雀--苏联帝国的危机》（Michael Charlton, The Eagle and the SmallBirds: Crisis in the Soivet Empire），芝加哥1984年版，第122页。）特别是哥穆尔卡应否主政这一点，日益成为急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波兰国民普遍认为，只有他复出掌权，波兰改革才有希望。与此同时，改革派特别是奥哈布和西伦凯维兹认识到，波兰现行的政策乃至多项体制已走进了死胡同，而摆脱危机涉及到波苏关系问题。他们越来越明白，只有哥穆尔卡才是既能保全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又能重塑波苏关系并进行国内改革的唯一领导人选。一触即发的国内局势以及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主要领导人的遭遇使他们痛下决心，（注：乌拉姆：《扩张与共处--1917 至 1973 年的苏联对外政策》（Adam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73），第2版，纽约1974年，第590页。）接受了哥穆尔卡提出的他重新主政的几项条件，其中包括由他重新组织政治局和维护波兰民族利益，必要时不顾苏联的反对。
    10月9日，在哥穆尔卡要求下， 波兰最高领导层内最后一名斯大林模式的顽固信奉者明兹宣布辞职。15日，有哥穆尔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三天后召开八中全会，并确定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国防部长、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这一往昔波苏关系的象征被排除出去。那托林派立即秘密提醒莫斯科：波兰当局者正在走向反苏道路。苏方反应十分迅速，于17日正式邀请波兰领导人立刻赴苏作紧急磋商。然而，波党政治局以八中全会即将召开，领导人不能离去为由，拒绝了这项邀请。那托林派得知这个消息后，准备武力政变。他们草拟了一份约700 人的拘捕名单和占领重要部门的计划，但该名单被支持改革派的工人截获，政变企图由此流产。 （注：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59-361页。）18日，八中全会如期举行。
    如波兹南骚乱的大致详情那样，赫鲁晓夫等人紧急飞抵华沙进行的粗暴干涉和波兰领导人在人民支持下进行的坚决抵制早已广为人知。（注：参见《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23-325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54页；戴维斯：《上帝的游戏场》， 第2卷，第585页；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60页。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波兰领导人为使苏联退让采取的另一手战略，即向苏联保证维持波苏同盟关系和波兰的社会主义，这同坚决抵制苏联干涉一样，是为解决危机所必要的。一迄赫鲁晓夫不得不下令进逼波兰和华沙的苏军及华约组织部队停止推进，波兰领导人便向他强调八中全会已采取的举措（即拟定哥穆尔卡出任波党最高领导人和改组政治局）完全是为了加强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保证波兰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波苏团结。据称，哥穆尔卡甚至就此信誓旦旦地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26页。）在赫鲁晓夫大致中止干涉、率团离波返苏后， 八中全会复会，哥穆尔卡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政治局改组，罗科索夫斯基被排除在外，并于一周后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回到苏联。全会一方面强调各国都应有选择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特别明确了波苏友好的重要性。哥穆尔卡就此说道：“如果有人认为可以在波兰煽动反苏情绪，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注：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62页。）这既是对苏联的表态和抚慰， 也是对国内各界的警告。
    真正的新型波苏关系是在11月间波兰代表团访苏之时正式确立的。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宣言，承认自己过去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同意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应基于和平共处和平等协商的原则。出于这一姿态，加上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以及哥穆尔卡在此事件中与苏联保持一致，波兰代表团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除苏联正式认可波党八中全会的政策外，双方商定了新的关系原则，即“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主权完整”。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其他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可继续在波兰驻军，但其部署和行动应由波苏双方共同协商控制。（注：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63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60页。）十月事件中发生的苏波两国领导人的严重冲突，是苏联大国霸权主义和波兰追求独立自主这两者间矛盾的产物。从波兰内部事态的角度看，则是波党顺应社会改革要求的努力的继续和发展。苏联10月30日宣言和苏波一系列协定的签署，是波兰独立自主要求和改革大潮的胜利。与此同时，它们也反映了苏联对外政策中的一项重要转变，即一般情况下放弃斯大林时代那种对东欧盟国的严苛控制和广泛操纵，有学者认为，从苏波签订的驻军协定看，一种多少类似于北约组织的苏东联盟的雏形产生了。（注：乌拉姆：《扩张与共处》，第593页。 ）至于此后的波兰国内改革，则划出了一条由猛进到缓进以至渐趋停顿的轨迹。到1959年3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 经哥穆尔卡约两年的整顿，改革完全失去了自下而上的激进势头，由他领导的“保守改革”成为波兰的主流。（注：这一过程的最佳阐述见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339-357页。）美国对波兰事件的态度和政策
    苏共二十大后，美国对东欧国家的动态格外关注。自由欧洲电台的观察员向美国政府报告“波兰和匈牙利的国内事态正在走向同苏联人对抗”。中央情报局内某些负责策划针对东欧国家的秘密行动的机构也打算利用这一时机，在波兰等国家实施策反活动。（注：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 Kovrig, Of WallsandBrid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1991年版，第79 页。）至于对波兰的“开明”走向甚为乐观的美国驻波使馆，则断言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在于可诱发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72页。）但总的来说，美国政府此时还是持观望态度。5月中旬起， 波兰事务才逐渐被提上政策议程。17日，波兰外交部人员私下向美国驻波大使雅各布斯透露波兰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并表示希望改善波美关系。在同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此作了汇报，强调非斯大林化在波兰的影响显然大于在其他苏联卫星国，并建议美国应当作出格外的努力来利用波兰局势。（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63、168页。）波兹南骚乱爆发当晚，国务卿杜勒斯打电话告诉其弟艾伦·杜勒斯：“他们一旦崩裂，就会马上崩裂下去，应保持对他们的压力。”（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 第181页。）随后，国务院会议决定就苏联的对外经援大肆宣传，使之陷入两难困境，即否认外援就会损害东欧人对苏联的好感，承认外援则会伤害勒紧裤带的苏联国内民众的感情。杜勒斯还表示可以考虑设法促使联合国就波兹南骚乱向波兰派遣观察员。（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82-183，209-210页。）另一方面，在试图利用波兹南骚乱加强反苏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尝试主动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前述国务院会议决定主动向波兰提供粮食援助。经杜勒斯批准，商务部请美国红十字会批准筹办向波兰提供救济食品，但该计划被波兰红十字会谢绝。（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83页注2。）波兰十月事件发生后，通过援波来表示鼓励其对苏自主和改革动向，对美国政府来说显然已变得更为重要。10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讲话，示意愿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大致同时，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制订了明确和具体的对波政策：通过间接表态、经济援助以及联合国内的行动等方式，鼓励波兰摆脱苏联的控制，并努力防止苏联武装干涉。（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59-260，265页。 ）虽然中央情报局内不少官员呼吁大力支持波兰对抗苏联，甚至主张为此做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注：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Kovrig, OfWalls and Brid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1991年版，第84页。）但决策者们持克制和审慎态度。对波匈政策的纲领草案--国家安全委员会5616号文件强调，美国应谨慎地鼓励“民族共产主义政府”的出现，把这当作最终达到波匈独立自由的第一步。本着审慎精神，艾森豪威尔10月23日讲话只是较为隐约地表示了援波意图。行政当局要求官方宣传媒体只向其他东欧国家如实报道波兰的事态，防止任何过激的评论刺激苏联动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70-271，355页。）按照艾森豪威尔上述讲话和国务院的相关指令，驻波大使雅各布斯于25日秘密通知波兰副外长威尼尔维兹：鉴于哥穆尔卡近期的讲话谈到了波兰恶化的经济状况，美国会考虑波兰主动提出的任何经援建议。（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 卷， 第268-270，287页。）27日，杜勒斯在达拉斯世界事务协会演说， 再次表明美国将无偿援助正处于“经济调整”中的任何东欧国家。4天后， 艾森豪威尔通过广播电视讲话，透露美国政府已就援波问题开始同波兰接触，并且声明美国的援助只是为了“自由”而别无他求。（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17-318，351-352页。）然而，美国政府的热情并未得到波兰方面相当的回应。哥穆尔卡通过威尼尔维兹传达的私下答复是：西方误解了波兰事态，波兰始终追求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仍是波兰的盟友；波兰不需要美国特殊照顾，只需要恢复波美间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正常的贸易关系和相关的商业贷款。（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55 -1957年第25卷，第288-289，406-407页。）显然哥穆尔卡明白，在苏联对波兰事态极为敏感的情况下，接受美国的无偿援助只会加剧波苏关系中的困难，甚至可能促使苏联大力干涉波兰。
    美国政府并未因波方的态度而灰心，十月事件结束后它再次开始对波外交攻势。11月13日，雅各布斯大使奉命请波兰对美国的呼吁作出官方答复。对此，威尼尔维兹表示波兰已了解美援将不带政治条件，因而“非官方地”提出希望美国能以短期信贷方式提供粮食、油脂、棉花、化肥等。（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441-443页。）得到这一消息后，国家安全委员会5616／2 号文件马上出台，决定增加美波经济、科学和文化交流，并要求尽量避免对哥穆尔卡政权的正面肯定（以免引起苏联疑忌），只谋求影响和鼓励它深化改革，以利美国利益。（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466页。）据此，国务院等机构从12 月中旬开始做舆论界和国会的工作，争取它们支持援波，并为来年的双方谈判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