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26日，波美经济会谈在华盛顿正式开始。 这是一场双方目标差距甚大然而平行的谈判：波方力求在不过分刺激苏联的前提下迅速争取尽可能多的美援以缓解眼下的经济困难，美方寻求的则是长远效应，即试图通过经济手段鼓励波兰改革，增大波兰独立于苏联的程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582页。）由于对苏联的顾虑，谈判之前杜勒斯只批准了2500 万美元的援助计划，而波兰一开始就提出了3亿美元的要求。因此， 双方难以达成协议，谈判拖了一个多月毫无进展。就此，波兰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大使分别向美国有关人员表达了波政府对谈判困难和美援数量之少的不满与悲观，并以波兰内政外交需要等理由说服美方应迅速和大量地援助波兰。在美国方面，有关谈判官员和驻波使馆都建议应增加援助数量，中央情报局亦作此呼吁，说这有助于鼓励波兰进一步独立于苏联，有助于影响和分化其他东欧国家。在其影响下，杜勒斯终于同意增加援助量。（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08-610，611-613，614-618页。）6月7日，美波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美国向波兰提供价值9500万美元的援助，双方解冻对方在本国的资产，波兰同意恢复美国外援合作社和美国救济波兰组织在波兰的活动，并减少或取消对美国民间自愿寄往波兰的救助品包裹所征的关税。（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33-634页。）国务院在指导协议实施的秘密文件中规定：“应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协议，其重要性应予淡化而非强调。不要谈及任何把波兰从苏联阵营中分化出来或在军事上将其拉到西方一边的话题。我们迫切希望波兰能向摆脱苏联的方向演化，但鉴于其（与苏联）相邻的地理位置、苏联对其边境事态的敏感……这对波兰来说是极为棘手的……有鉴于此，任何有关谈判的议论都不应把它们称为必然带有非经济性交易意味的‘外援’”。（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35页。）美国向波兰提供的援助虽然数量不算很大，但寄予援助的期望却是巨大的，那就是推行业已正式制定的演变战略。国家安委会行动协调局1957年5 月的一份文件--《关于波兰的行动指针》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该文件提出，在外交方面西方国家应区别对待波兰，对波政策应明显优于对其他东欧国家，积极地把波兰政府纳入国际组织，支持与波兰的外交接触，增加同波兰领导人的互访等；在经济上，除了提供剩余产品和资金，还要进一步开放私人贷款，并考虑恢复波兰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在宣传、交流方面，应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和渠道，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促使波兰逐渐地、和平地摆脱苏联阵营。（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22-630页。）与这更全面的政策设计是不易想象的。
    结束语：波兰改革运动特性原因分析
    就其过程和结果看，50年代中期的波兰改革始终避免了苏联的全面介入和军事干涉，避免了匈牙利造反那样的激进和失败。导致其相对平稳和相对成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而在那些尤为重要的原因中间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波兰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哥穆尔卡的作用是最明显、最重要的。从领导战后重建工作到被迫下台，再到东山再起，他始终注重波兰的具体国情和民族特色，强调忽略这一点定会陷入教条主义。他那富有中间色彩的思想和政策是他重新主政的基础，也是他得以成功地利用激进势力和保守派的斗争并克制它们双方将波兰局势推向灾难的法宝。他的中间路线成了制约、引导或利用这两种势力以及波兰民众和苏联的最能动因素，从而成功地维持并在某些方面扩大了改革成果。不仅如此，事情还大有赖于他当时广泛和崇高的社会威望。他在波兰改革的关键时刻能成功地复出，并能慑服苏联以及先后战胜保守派和激进势力，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一点。
    奥哈布的历史功绩也不容忽视。他上台后并没有追随使他得以升任波党首脑的苏联，而是顺应社会的改革要求，延缓了社会力量可能的破坏性突变。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能顶住苏联的巨大压力，积极让贤于哥穆尔卡，从而为局势的下一步良性发展奠定了极重要的基础。他和哥穆尔卡一前一后，使波党能从获得广大民众的谅解进而获得其支持，并据此能够主导改革，防止了激进势力的过度高涨。
    第二，波兰党和政府一定程度上对苏联的警惕及其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意识传统，是50年代中期波兰能够较顺利地改革和成功地抵制苏联干预的一项重要缘由。由于波苏关系的种种历史原因，包括1938年斯大林对波共的清洗和摧毁、二战爆发伊始苏联出兵侵占波兰东部、其后的卡廷森林事件等等，波兰领导人多少有如波兰人民，始终对苏联保持一定的警觉和自主意志。在赫鲁晓夫盛气凌人的攻势下，在苏联大兵压境的危难关头，他们同波兰人民一起坚持波兰立场，进行了大无畏的有理有节的斗争，终于使得苏联退让。就此而言，波兰民族主义是健康的波兰社会主义的必要保障。
    第三，十月事件后，哥穆尔卡的权力还欠稳固，波兰社会中涌动着激进势力为主的巨大不安定因素，苏联仍然不安地注视着波兰。此时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对波兰起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它提醒了波兰民众，使之认识到过急过高的改革要求很可能引发苏联的武力镇压；它为哥穆尔卡抑制社会动荡、稳定政治秩序的政策之必要性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佐证；它还使苏联在对波干涉问题上更加审慎，并庆幸波兰有哥穆尔卡这样的领导，使苏联能不动刀枪仍保持苏波同盟。在这些意义上可以说，波兰的基本稳定是以匈牙利的动乱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