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
        1953年9月3日李富春自莫斯科报告，历时8个月的关于苏联援华问题讨论终于有了结果。苏联将派遣200名设计专家，帮助中国建立工业企业设计单位，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人员，并为中国进行工业企业的设计。此外，还决定增派50名地质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组织地质勘探工作，同时培训中国地质人员。[13]（P,359-364）
        按照计划，仅1954年1月份，苏联即向中国派去343名专家。[47]根据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统计，是年1-3季度工矿企业新到苏联专家467人。到年底，除期满回国者，在工业部门的苏联技术专家已达820人。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13]（P,390,396,437）鉴于一五计划主要是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所以，从此期来华专家的比例看，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13]（P,396）可见，1954年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仍然是根据中国的需要。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方提出了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进一步要求：一、派遣解决总体利用扬子江和水力资源问题的专家组到中国来帮助进行勘察工作。二、派遣建筑施工专家40名-50名帮助中国在新工业城市建立的11个建筑工程公司的工作。三、派遣8名城市规划方面的顾问，指导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四、在1955年派遣57名铁路设计专家，6名铁路施工专家帮助中国进行铁路建设。[48]苏联部长会议于11月25日通过决议：满足中国政府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额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工厂生产实习的请求；责成苏联一批工业部为总供货人，必须按期完成企业设计工作，在厂矿建设（设计检查和咨询）、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交通建设部和交通部必须于1955年第1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设计师和建设者；电站部必须在1955年第1季度为中国派去13人的专家小组，期限为1年，帮助中国进行长江水力资源勘察和测算，包括农业部专家和技工，河运部专家和技工，地质部、科学院、测绘总局各1名专家；建设部、冶金和化学工业建设部必须在1955年上半年向中国各派出11名专家，期限为2年，根据双方达成的专业范围，为中国11个联合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莫斯科市必须在1955年第1季度为中国派去顾问，帮助制定北京市的总计划；石油工业部必须在1955年第1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就地了解现行炼油厂的状况，并同中国方面一起弄清同炼油厂改造有关的问题。[49]
        此期，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持续增长。据苏方的统计，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规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注：Филатов，л。24；1957年1月4日谢皮洛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SD10181。凡注此编号的俄国档案，均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原馆藏号缺失，笔者保存有原始档案的复印件。）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计，此期苏联专家人数还要多。（注：1956年6月28日结束的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报告说，预计在年底全国将有苏联专家3500人，其他国家专家200余人，如加上家属即有6000-7000人。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I，目录2，卷宗138，第7-14页。同期在华军事专家和顾问有592人。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3页。）
        在短时间内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苏联的管理工作难免出现差错。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1954年1月向苏共中央报告说，答应往中国派遣的50名地质专家，结果只来了21名，而卫生保健专家根本就没有来。更为糟糕的是，某些部派来的专家明显没有能力或身体欠佳。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也报告说，到中国考察的结果表明，由于选人不当，把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顾问派到了中国。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顾问，不仅对中国的冶金状况缺乏了解，甚至对苏联先进的炼钢工艺也不熟悉。谢列平认为这简直是耻辱。[50]1957年外交部的几份报告反映，苏联国内各部委和行政机关对派遣专家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把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国，很多专家事前毫无准备，一些人工作状况很糟糕，甚至有人还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于对派遣条件控制不严，有的部门把年老体弱无法工作的人派到中国，以至有几个人长期患病，到中国只是养病，直到身体康复又被送回国。教育部门派遣专家在时间安排上有很大漏洞，有些教师到中国后，学校正在放假，根本无事可做，而几个月后又该回国了。外交部还向苏共中央抱怨说，已决定派往中国的39名专家中，至今有31人的材料还被搁置在出国委员会。[51]
        其实责任并不完全在苏方，中方聘请不当，准备不足，也是造成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工作量不足，到期又不能返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没有根据工作进度安排聘请计划，便贸然请来大批专家。如陕西兴平中速柴油机厂急急忙忙发出聘用专家的申请，但8位苏联专家到厂后，发现建厂计划推迟，甚至主厂房还未建起，结果无所事事。还有兰州化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洛阳高速柴油机厂及中山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都因原材料或仪器供应不上而造成专家工作延期。[52]长春汽车制造厂则有16位专家因聘期不当，不能发挥作用而提前回国。还有3位负责职工技术培训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厂，而该厂的招工工作尚未开始，只得由苏联调回。[53]
        这些情况的发生，自然会引起双方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专家工作中的问题便成为双方相互指责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