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及大兴安岭内侧至松辽平原外缘一线称为“国防第二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二线”），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移民总数的四成”。是作为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满洲国治安确立、维持的协力者”（注：〔日〕《近代民众的记录》，第556页。）。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开拓第二线”制造抗日联军和人民群众的隔离带，企图以“饥饿政策”将抗日联军置于死地。
    “国防第三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三线”），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重镇及交通要地附近，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主要是起到保卫以上要地和为关东军输送给养的作用。
    “百万户移民”在抗日游击区和中苏、中蒙边境的密集配置，是“移民政策上军事意义占主要地位的结果”（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它不仅给抗日联军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同时对苏联也构成了强大的威胁。特别是“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在年龄结构和分布地区上，军事色彩更为浓厚，到1945年共计94个训练所，绝大多数分布在“开拓第一线”，对此，苏联“从国防角度上感到莫大的威胁”（注：〔日〕《满洲开拓年鉴》（1940年），第40页。）。
    “百万户移民”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培养确立新大陆政策据点”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关东军的“士兵入伍皆来自日本国内，期满后就得回国”，往来极不方便，“向满洲大量移民”，直接从移民中“抽调警备满洲的壮丁”，不但方便可行，而且有益于“加强国防力量”，形成“防苏铁壁”，具有“极大的意义”（注：《关于满洲移民奖励的讲话》，转引自孔经纬着《东北经济史》，第431 页。）。移民作为关东军的补充兵源，不但迅速及时，而且储备雄厚，预计“当完成百万户移民之际，大体上可以拥有百万人左右的在乡军人”（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事实上，“百万户移民”开始以后，“开拓民”已经被陆续应征入伍，其中“青少年移民”在3年训练结束后，绝大部分充军， 转入“开拓团”者寥寥无几。太平洋战争后期，“开拓团”内男性除老弱病残者外，全部被强征入伍，送上前线，充当了侵略者的炮灰。
    第三，掠夺农业资源，确保“开拓增产”，支援“大东亚战争”。
    中国东北地区地大物博，土质肥沃，人口稀少，面积相当于日本的数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垂涎欲滴，视其为“皇国日本的生命线”（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日本各界不断呼吁日本政府对“满蒙”实行“邦人农业开发”，这对日本将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关系”（注：〔日〕富槛金雄：《关于独立守备队退役兵从事农业者之调查》，1929年3月。）。 日本帝国主义“百万户移民”国策正是这一“开发”、掠夺的产物。
    “百万户移民”国策成败利钝，土地是首要的必备条件。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百万户移民”计划中将掠夺土地作为首要任务，计划掠夺侵占中国土地“1000万町步的农耕地，此外，还要有500 万町步的牧地和草场”（注：〔日〕都甲谦介：《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之全貌》，1938年5月。）。这些土地相当于当时日本耕地总面积的2.5倍。
    关于土地的取得形式和地点的选定，在1936年5月11 日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中规定，“移民用地的选定，要考虑国土开发，国防上的要求，交通、治安、农作物等关系，主要由满洲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配备”（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156页。）。这一规定，其目的十分明显， 土地取得实际上被选定在既有“军事上的需要”，又“有大量可耕的未垦地”和已耕地容易“获得”的“北满”（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土地的取得由“满洲国”政府“配备”的形式间接掠取，“避免日本与原住居民”发生冲突，用心极为险恶。
    1936年7月9日，关东军又制定了《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作为取得日本移民用地的基本方针。“要纲”要求：“对于日本人移民用地的配置，原则上应采取尽快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方法，在必要的情况下，依照法律采取保留等方法而确保土地；应使移民用地的取得迅速、可靠且廉价；关于移民用地的配置，应不使现住居民受到不良影响”（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168页。）。 所谓“依照法律”就是强迫，在任何法典上也找不到在他国侵占土地为合法的法律规定。所谓“廉价”就是强夺。“不使现住居民受到不良影响”，只能是掩盖侵略的欺人之谈。
    日本帝国主义在“百万户移民”期间，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掠夺了中国大量土地，据“满洲国”1941年4月末和满拓公社3月末的统计为2002.6万公顷， 是《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案》预计掠夺土地目标1000万町步的一倍，是“日本内地耕地面积约600万町步的3.7倍强”（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364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增产粮食，更加疯狂掠夺土地，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掠夺土地已达3.9亿亩， 其中日本移民直接占地2281.5万亩，约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10%-15%（注：《东北日报》1947年8月15日。）。
    土地的掠夺一方面使日本移民取得更多的土地所有权，实现长期占领；另一方面解决日本“土地饥饿”农民的粮食自给。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的青壮劳动力几乎全部充军作战，农业减产，使日本感到粮食极为不足，军队迫切需要农产品的供应，粮食便成为“整个战争胜败的关键”，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最后一环，无疑是粮食”，而“大决战形势下的开拓政策的最大重点是完成战力增强之基本要素，即开拓增产，确保粮食需要。目前开拓民的最大任务是动员起来努力开拓增产，确保粮食任务的完成，绝对保证前线官兵吃饱，把足够的飞机、子弹、船舰及时送上去，以便让前线官兵安心作战，最后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注：伪满开拓总局局长五十子：《在第二次开拓全体会议上的训话》，1944年2月17日。）因此， 从第二期移民的第一年开始对原目标进行了调整，实行“增产第一主义”。日本政府要求必须确保迁入和增产粮食的“开拓战争”取得胜利，制定粮食增产指标计划。1942年12月“满洲国”开拓总局制定了该年度《开拓政策实行方策》，“方策”规定：“1943年度日本移民的种植目标为30万公顷、粮食交售指标为10万吨”。这一目标是上一年度“实绩的2到3倍”（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95页。）。这一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冒进计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不顾移民的实际情况和生产能力，强制推行“开拓增产”计划，企图挽回失败的命运。
    按原计划，从第7次至第11次移民迁入209个团，但由于移民源的枯竭，仅迁入38个团，约占计划总数的18%。“开拓民”除充军外，所剩多为老弱病残，而且移民家庭经济恶化，何谈几倍的增产。为了搜刮粮食，日本和“满洲国”对整个东北的粮食征购也逐年上涨，从1942年的220万吨，增长到1945年的300万吨，不顾中国人民和日本移民的承受能力，实行配给制，强迫交纳粮食，支援战争，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和野蛮、残忍的本性。
    三、“百万户移民”侵略给中日人民带来的灾难日本帝国主义为掩盖移民侵略的罪恶目的，大肆宣扬日本移民为中国东北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给这一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化”（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1页。）。 所谓“开发”“建设”，就是侵略和掠夺。关于“现代化”，当年日本农民作家岛木健作曾来中国东北考察了开拓地15处，青少年义勇军训练所5处，并撰写了《满洲纪行》一书，他说：“我所走过的开拓田， 不使用满人力量耕种的一个也没有”，“开拓民所采取的农耕方式，仍然是原有的满洲式农法”（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458页。 ），毫无“现代化”可言。事实上，仍然处在落后的日本农业，是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现代化的，所带来的只是血淋淋的殖民统治和无穷的灾难。
    “百万户移民”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直接灾难是对土地的掠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掠夺的3.9亿多亩土地当中绝大部分是熟地， 据统计，“满洲国”开拓总局仅在1942年度“收买”的土地当中，熟地就占三分之二以上（注：满铁奉天调查室：《满洲农地造成及改良事业实施状态调查》，1943年11月。）。
    日本不论是在“百万户移民”计划中，还是在此后的购买土地的文件中，始终强调“要注意避免给原住居民以不良影响”（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案》，1936年11月1日。）。 但实际上，“伴随开拓政策的进展，由于土地收买及居民转移问题等对原住居民生活上的威胁，可以说目前我们与原住居民的关系不能认为是良好的”（注：伪满齐齐哈尔高等检察厅：《开拓团员对原住民的掠夺》，1941年4月10日。）。在“收买”土地的过程中，仅以时价的1／5 或1／10强行“购买”（注：孔经纬着《东北经济史》，第534页。），甚至以治安、军事需要等名义公开掠夺，并不断发生暴行事件。瑷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6年5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黑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经全屯老百姓再三哀求，最后又告诉我们延期到12月1日搬完，并说：‘如果到期不搬，你们再进屯， 就用枪打死你们’”。“到12月1 日那天夜里， 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 全屯300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土地皆无”，很多人冻锇而死（注：孙邦主编《伪满史资料丛书·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6页。）。
    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帝国主义为增产粮食，支援“大东亚战争”，开始实行“农地开垦”和“紧急农地开垦”计划，“在松花江上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为日本开拓民开辟和改良水旱田37.6万余公顷”，“仅修筑东辽河二龙山水库，就淹没村庄49座，房屋5580 间， 淹没土地7220余垧。被淹没的土地，又限期缴照，强行收买，迫使农民一万余人背井离乡”（注：孙邦主编《伪满史资料丛书·经济掠夺》，第752 页。）。此种行为不胜枚举。
    日本将剥夺土地被迫离开家园的中国农民强行编入“内国开拓民”的行列，仅在“1939年到1944年，被迫到不毛之地服苦役的中国农民有51482户”（注：孔经纬着《东北经济史》，第45页。）之多。 他们历经苦难，饱受日本侵略者的压榨，死亡率极高。“1942年初日伪当局强迫东辽县石头坑子8个屯近2000户中国农民去瑷珲、 呼玛两县‘开拓’，在近3年半的时间里，仅芦家一个屯就死亡287人， 占该屯人数的81.1%”（注：孙邦主编《伪满史资料丛书·经济掠夺》，第785页。）。
    中国东北人民不但要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同时也倍受日本移民的欺压和剥削。日本移民每户在中国东北享有20町步耕地的土地所有权，每户仅以夫妇二人用原始的耕作方法经营如此大片耕地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将自己无力耕种的“土地租给满洲农民”，坐享其成，“收取高额的地租”（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458页。）。成为中国土地上的“新地主”， 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使本来就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
    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不仅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同时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民族压迫和剥削，使中国人民倍受凌辱，“刺激和损伤了原住居民的心”（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毫无疑问， 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员，是压迫者、剥削者。但是，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元凶相比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在国内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和失业者，送到中国东北以后，被安置在中苏边境和抗日游击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移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中国的东北，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帝国主义对“开拓民”不仅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而且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有关政策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功利主义的色彩。在移民募集过程中，一再宣传，募集对象必须是“身体强健者”，但实际上除了“患有不能治疗疾病者”外，一切都在募集之列，即使是“耳聋、近视者也无关紧要”（注：满洲拓殖公社经营部自由移民课：《自由移民》，1938年6月。）。青少年移民年龄以15-16岁的居多， 到1941年以后，“伴随着以乡土为单位组成的乡土中队的增加，年龄层更为降低，平均仅为14-15岁”（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下），1990年，第310页。）。也就是说， 除不治之症外，弱小病残者也不予放过，强迫移民，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牺牲品。
    对于移民的资助，日本政府给“甲种移民在车船费、农具、住房及土地购入等方面大体上每户为1000元以下的补助”，这仅有的1000元补助，在以后的移民中“尽力逐步加以压缩”。乙种移民“大体上每户为300 元以下的补助”（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关于对满洲国移民问题》，1936年11月1日。）。 这些被强迫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落户的移民，依靠此项微薄的补助难以支付费用，生活极为困苦。
    他们来到中国东北后，因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生活、医疗条件差，经常患各种疾病，“婴儿死亡率达8.02%”（注：伪满开拓总局：《开拓第一期计划之实绩》，1941年。）。青少年移民到中国东北之后要经过3年严酷的军事训练生活，更是难以忍受，动辄就要受训斥、 体罚和殴打。许多队员思念家乡和亲人，思想动摇，不满和失望情绪蔓延。自杀、逃跑，火并的“屯垦病”不断发生。据1939年8 月伊拉哈训练所建所二年来的统计，训练所内发生火灾21件，枪击12件，危险行为12件，自杀和自杀未遂6件，擅自离所177名（有50名逃跑），开除137名。1939年5月昌图特别训练所发生武力火并事件，放火烧毁营房，用步枪互相射杀，双方死伤7名，被审问者达222名，收监123 名（注：〔日〕满洲开拓史刊行会编印发行《满洲开拓史》，1966年，第302页。）。此类事件在其它训练所中也经常发生， 屡见不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为收罗炮灰，把“一般移民团中凡有战斗力的男人全部动员入伍”，到1943年，“一般移民团三、四十户的部落里，只剩下四、五名老弱病残的男人”。义勇军开拓团也不例外，绝大多数充军入伍。“以300户为单位的移民团， 实际剩下从事移民地建设的人，只有病弱青年20-16名”（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101-103页。）。
    日本帝国主义为“开拓增产”，支援“大东亚战争”，不顾“开拓民”的生死存亡，强迫完成不可能实现的增产指标。“到1945年时局紧迫的5、6、7月间，在开拓团进行当地紧急招集， 各团劳动力陷于枯竭，甚至老弱妇女都被动员为全力完成增产交售粮食目标的献身者。”（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下），第320-321页。）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携眷逃离，将仅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的“开拓民”弃之不顾，“他们饥寒交迫，哭号于荒野，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困境，有的因走投无路而自杀，也有的在途中因病而亡”（注：《梦碎满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 页。）。
    历史事实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推行和实施的大规模移民侵略政策，绝不像今天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所宣扬的什么日本移民对中国东北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为“这一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化”，成为“其乐融融”的“王道乐士”，而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罪恶昭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