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旧史学的历史虽宜从史官讲起，但是上限应划在孔子及其《春秋》
    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位史家和第一部史书是哪一位哪一部，中国史学史的起点在哪里，这是写中国史学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大多对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或者根本没有解决。
    梁启超20年代两次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题发表著作，给中国史学史大体画出一个框框，倡言中国史学史要从古代史官讲起，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古代的重要史家和史籍并加以适当的批评，对中国史学史的撰述工作，贡献很大，影响很大。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梁氏的论述带有粗疏的性质，许多问题只在大处点到，仔细分析则不够。尤其关于中国史学的起点问题，哪一人是中国第一位史家，哪一书是中国第一部史书，出言犹疑，模棱不定。时而说中国史学的祖师爷是孔子，时而又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祖，先秦无所谓史学。
    中国史学史的起点在哪里，史学的主体或主线是什么。梁启超当时对此未曾寻究。倒是后来金毓黻，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一书中接着讲明白了。
    旧史学范围内的史学概念，章学诚已有说法。他认为古代史学的存在先后两个阶段。撰述之史书出现之前，史学存在于口授心传之中，像司马迁父子和班固兄妹那样，一家人口耳转授，不通过史学概论一类的专书表达。在《史记》、《汉书》这些撰述之史书著成之后，史学便随史书作者（如马迁父子、班氏兄妹）之殁而没。后世人要想知道古人之史学，必须从古人的史书中攻取。金毓黻认为章氏此说一半对一半不对。章氏说，古人史学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金毓黻以为这是“精确不易之论”（《中国史学史》第8章之“史学之阐明”目）。 金氏意见，史学在史著之中，司马迁之史学，必于《史记》中求，别无他途。
    那么，究竟什么是史学呢？
    章学诚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文史通义·申郑》）。意谓史学有其文其史其义三方面。但是他又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家书》），“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和州志志隅自序》），把史意与史法分开，又把史学超然于史法史意史识之外。目的在于强调史意，进而强调别识心裁，成一家言，又进而强调撰述之史著之重要而轻视记注。
    金毓黻不赞成章氏的意见。他说，“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中国史学史》第8 章之“史学之阐明”目），强调史著之事、文、义必统一在一起，不得分离，才是史学。所谓史识、史法、史义，都是史学之一方面，都包括在史学之内。
    那么，史学史是什么？史学史的主体或主线又是什么？
    “就历代史学、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论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者，是谓之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初版导言）。
    “吾向谓榷论吾国史家，应以史籍为依据。凡史家所擅之史学，即具于所著史籍之中，论古代然，论近代亦然。其在例外而当别论者，仅刘知几、章学诚数人而已”。（《中国史学史》第7章第4节最后一目）
    金氏所有这些言论，归根结底是说史学在于史籍之中，离开史籍则无史学可言。言外之意，史学之主体、史学史之主线是史籍。史籍概有两类：（一）《史记》、《汉书》一类史书；（二）《史通》、《文史通义》一类论史之专书。今日研究旧史学之历史，舍此二类史籍，则无从措手。
    金氏寻究中国史学之起点，确认中国史学之第一人是孔子，第一书是孔子所修之《春秋》。他说，“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中国史学史》第2章之《尚书》目）。 又说，“吾于古代（按指先秦）之史家，仅得二人，首推孔子，其次则左丘明也”（《中国史学史》第2章之“孔子与左丘明之史学”目）。 “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中国史学史》第3章开宗明义）。以孔子为中国史学第一人， 根据是孔子所修之《春秋》。据《孟子·离娄下》，孔子修《春秋》，有事有文又有义，史之三要素俱备，故得谓之史。孔子之前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并有史有文而无义，皆不得谓之史学。只有孔子已修之《春秋》，有孔子“窃取”之义在内，始得谓之史学。金氏据此断言曰：“史学之包蕴至广，所谓史识史法史意，皆具史学之一体，盖必知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中国史学史》第8章“史学之阐明”目）。
    三、旧史学内部按朝代分期最为妥当
    如前所述，中国史学史宜划分为旧史学、新史学两段。两段史学存在本质差别，故分期应该分别对待。
    旧史学的内部分期，实质是给旧史学的主体、主线分期。上文一再提及，旧史学的主体是史籍编纂即历史编纂学。史料的问题包含在其中。古代史家一向不认为史料的收集和甄择是史籍编纂以外的事情。可以说史料工作是史籍编纂的前提、基础。史籍编纂离不开史料工作。但是史料工作与史籍编纂毕竟不同，不可以说史料即史学。若说史料即史学，则史学只是史而没有学了。
    旧史学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就是史籍编纂发展历程的分期。史籍编纂发展历程是史学史的主体、主线，任何偏离这一主体、主线的分期，都不可取。但是，在不偏离主体、主线的前提下，应考虑其它相关因素对史学史的制约。许凌云教授提出三条具体要求：（一）史学史分期应与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二）应与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其它意识形态部门的情况基本相吻合；（三）注意史学史本身的规律和特点（《读史入门》第180页，北京出版社，1989）。 他强调第一点是根本的，第三条也重要。从许氏的全书整体观点看，他其实主张史学史分期要根据第三条，第一条只是照应的问题。我认为许氏的说法是正确的，有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按五种社会形态分期，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不大顾及史籍编纂，把全部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奴隶社会的史学、封建社会的史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史学三大块，这种把中国史学史套进五种社会形态框框的分期，不合适。因为它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是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实事求是，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史学的实际，是分不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三种不同形态来的。况且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聚讼多年，迄无定论，划分史学的奴隶、封建界限更谈何容易。为奴隶社会服务的史学什么样，为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服务的史学又是什么样，恐怕谁也很难讲出个子午卯酉来。搞这种分期的人没有好办法，于是把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作为史学发展的主线而置史籍编纂于可有可无，可轻可重的次要地位。可是这样一来，所写中国史学史还是不是中国史学史，就值得商量了。一部脱离中国史学实际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