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史学史著作按朝代分期，其中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最为典型。它分中国旧史学为五个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它的分期有明显优点，第一，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外部表现形式是朝代更迭，朝代更迭直接反映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史学与政治、经济的变化直接发生关系。按时代分期，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中国史学实际。第二，既突显了史籍编纂这一主体、主线，也同时兼涉了历史哲学、历史文学和文献学几方面，重点之下有全面、全面之中含重点。第三，史籍编纂与社会历史变化紧密结合，从史籍编纂上反映时代特点，例如揭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谱学的兴盛反映当时门阀制度的存在。第四，对每时期史学的特点都既有高度的概括，又有清晰的分段描述。例如明清时期史学，特点是史学的衰老，一方面因循保守气息充斥，另一方面，反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不断问世。三个阶段情况不同，明代史学比较苍白；明末清初史学终结于经世致用；清代史学以乾嘉考据学与浙东史学为脊梁，而乾嘉考据不能与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考据同日而语，浙东史学诸大家亦难跟当年黄宗羲的风范相提并论。从分段描述上动态地体现整个一个时期史学的特点。这才是史学的“史”。
    白寿彝先生这样分期似乎平常，人人可为，其实很难。不是吃透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不敢按朝代分期，不是对众多史籍了如指掌，不能按朝代分期。不是有高超的史学理论修养，即使想按朝代分期，也不会分得如此精卓。
    金毓黻作为史学大家，欠缺重要一条，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他的《中国史学史》一因旧史学套数，没有马克思主义做主心骨。因此他按朝代分期显得犹疑不定，论述各代史学特点，有欠明晰、坚确。1944年初版，他分为上古迄汉初、两汉、魏晋南北朝迄唐初、 唐迄清末四期。 1957年再版时，在导言里申明把四期缩为三期，两汉与魏晋南北朝并为一期。正文没有变动，只是在导言里申明而已。申明之后附有“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一语。既是谦词也是真情流露。反映此时金氏心中还是拿不准究竟如何分期好。按朝代分期，恐怕不合适，又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存在姑且为之，以俟来者的心态。
    在金氏以后问世的几部中国史学史著作，试图摆脱朝代的束缚，采取按史学本身发展规律、特点分期的办法，都不算成功。1982年出版的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可为代表。读书《余论》说，他以前按朝代分期，设定魏晋南北朝、两宋、清代三个重点期，有很大的片面性。现在按照一般看法，摆脱朝代框子，定中国史学的萌芽（先秦）为一期，从司马迁到刘知几为一期，刘知几到《明史》为一期，清代史学为一期。话是这么说，可是各章目录和正文论述，还是摆不脱朝代痕迹。清代部分，把《明史》编纂划入前期，固然有理，而清代史学的其余内容，头绪繁多，难以条理，乃不得不以“清代史学概观”名期。至于正文，更时不时地流露出“中国史学到了南北朝而极盛”、“隋唐史学虽然不能说是高潮……”、“宋代史学界不论哪一方面都是蓬勃发展的”一类牵涉朝代的话语。这再次证明，讲中国史学史，不按朝代分期，又想达到圆融贴切的效果，纵然出自大家手笔，也难以办到。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旧史学内部，像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那样，大大方方，明明白白地按朝代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