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事发展方向的把握和方略的抉择
    在中共和红军发展史上，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至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共和红军走向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当时中共领袖集团能够正确把握军事发展方向并对相应军事方略作出合宜抉择，保证了红军力量的迅速恢复、发展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张闻天始终主持其事，决策部署，显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战略家的清醒明智的高远目光。
    围绕着红军的发展战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初期，在张闻天主持下中共中央和军委首先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积极发展红军和巩固、扩大陕北苏区；一是组织东征军事行动。当时的情况是，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不仅人数锐减，而且局促于西北一地，政治影响也大为下降；国民党将红军视为强弩之末，积极调集军事力量，准备将其一举消灭在贫瘠的西北地区；同时，在当时的舆论看来，红军的抗日口号不过是一种宣传姿态，实际上它不仅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真正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力量、影响如果不能迅速扩大，则不仅不足以充当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而且有被国民党彻底击溃、消灭的可能。面对这种情势，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进行谋划，决定提出相应方针。当时出现两种不同意见。毛泽东主张抓紧时间扩大苏区，并东征山西。中央和红军一些领导人认为部队已极疲劳，先应进行休整，担心东征的结果会顾此失彼，最终连陕北根据地也保不住。张闻天在听取两种不同主张的基础上，对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根据中央苏区的教训，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扩大与巩固，现在应特别着重于扩大。巩固与发展两者不是对立的，目前的方针应是从发展中求巩固。（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9-40页；第73-79页。）陕北和陕甘边区地域辽阔，但地广人稀，兵源不足，给养困难。而东征可有三大好处，一是“过河东征，红军才可发展”；二是“高举抗日旗帜，可以取得全国同情支持”；三是山西“阎锡山不经打……取胜可能性较大”，可以在山西开辟新的苏区。（注：刘英：《在大变动的年代里》，《新华文摘》1991年第12期。）在张闻天主持下，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了西北军委主席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翌年1月扩大红军5000，赤化宜川、洛川，完成渡河准备；2月渡黄河东征，用半年时间将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开辟为初期根据地；然后相机北出绥远，对日直接作战。（注：刘英：《在大变动的年代里》，《新华文摘》1991年第12期。）会上，在采纳毛泽东东征建议的同时，张闻天也采纳了少数同志的意见，使作战方案更加稳妥，确保过河部队不与陕甘根据地相脱离。为保证东征目标的实现，当时张闻天还决定：“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注：刘英：《在大变动的年代里》，《新华文摘》1991年第12期。），并决定由李维汉、凯丰等组织地方工作委员会，随军做扩军、筹款、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等工作。
    1936年2月至5月，由陕北红军主力组成的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后，接连取胜，先后占领同蒲线，直逼太原城，大有东出河北与日军直接交锋之势。东征行动最后虽由于蒋介石派陈诚以大兵支援阎锡山，未达到全部目的，但以区区数万红军，而敢分兵东向抗日，这在全国包括在国民党部队将领中引起巨大震撼。因此，东征赢得了一个最大的成果，这就是，它使中共和红军的爱国诚意得到全国各阶层，包括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的信任。当时上海社会名流如宋庆龄、鲁迅、茅盾等，也纷纷来信，予以赞扬。因此，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后来之所以能发挥巨大影响，东征之举实为一个极重要的铺垫。同时，东征使阎锡山看到红军的力量；在日本侵略势力的节节进逼下，他最终决定改弦更张，联共抗日，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山西的形成。东征还使红军补充了大量兵源，增强了力量。东征之后，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的步伐也大大加快，统一战线在各个领域的开展也大为加速。
    除东征外，从长征到达陕北至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总的原则旗帜下，还根据形势的发展，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如：到达陕北初期开展的陕甘游击战争（1935年11月），西征（1936年5月），西安事变后为争取国内和平配合张、杨而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敌强我弱条件下的持久抗战而实行的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到抗日游击战争并分批出兵敌后的行动，等等。对于这些重大军事问题、军事行动的决策和部署，军委负责人毛泽东和西北军委（洛川会议后扩升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应看到的是，按照当时凡属重大的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皆由军委提出交中央讨论决定的制度，这些重大军事问题、军事行动的决策、部署，又都是在张闻天主持下，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而张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之一。同时，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知道，在上述问题的决策中，中共中央和军委内曾多次发生意见的分歧，如关于东征决策、西安事变后的军事对策，以及抗战全面爆发后从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转变的决策等，都曾发生较大争论。而在这些分歧的意见中，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者的张闻天始终能够坚持对于问题的清醒、冷静的分析，把握决策的正确方向。在决策中，他不仅代表中央对各个重大军事决策从理论上、政治上作出透彻的分析阐述，而且直接领导行动的组织、部置，并曾多次亲赴前方直接筹划或做持有不同意见的高级将领的思想工作使其服从中央决策。（注：《张闻天文集》（二），第79页；第217页。）可见，在上述重大军事问题、军事行动的决策、部署中，张闻天也都发挥着最高主持者的极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