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ng saloon）。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15;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49.）。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1卷，340页。）。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注：《国民公报》 1917年4月9日、5月10日，1922年2月20日；《成都民间文学集成》， 1443页。）。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注：周止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246页；Roger Abrahams,"A Performance-Centred Approach to Gossip,"Man Vol.5（1970），No.2;Sally Yerkovich,"Gossiping as a Way of Speak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7（1977），No.1;James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282。）。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注：Roy 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1870-19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Kathy Peiss,Cheap Amusements: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David Nasaw,Going Out:The Rise and Fall of Public Amusements（BasicBooks,1993）。）。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们的惟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注：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龙门阵》1982年1期；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龙门阵》1982年6期；周止颖：《新成都》，236页；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97页。）。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