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ng saloon)。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15;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49.)。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1卷,340页。)。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注:《国民公报》 1917年4月9日、5月10日,1922年2月20日;《成都民间文学集成》, 1443页。)。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注:周止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246页;Roger Abrahams,"A Performance-Centred Approach to Gossip,"Man Vol.5(1970),No.2;Sally Yerkovich,"Gossiping as a Way of Speak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7(1977),No.1;James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282。)。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注:Roy 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1870-19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Kathy Peiss,Cheap Amusements: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David Nasaw,Going Out:The Rise and Fall of Public Amusements(BasicBooks,1993)。)。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们的惟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注: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龙门阵》1982年1期;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龙门阵》1982年6期;周止颖:《新成都》,236页;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97页。)。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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