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但如果仔细观察，成都茶馆并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平等，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划分。民国时期关于成都的导游手册也承认茶馆据其顾客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怎样分等，但是根据一些回忆录、旅行记和报刊资料，一般来讲，茶社为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下层人；茶楼、茶园、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因而为中上阶级服务。例如正娱茶园“往来的人也比较上流”，二泉茶馆顾客都衣着体面（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胡天：《成都导游》，70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04页。）。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馆“除了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注：舒新城对这样一批人更有详细绝妙的描述：即使茶馆中的“体面人”也是分档次的，“上焉饮于斯食于斯，且寝于斯；下焉只饮不食，寝而不处。上焉者于饮食之余，或购阅报纸，讨论天下大事；或吟咏风月，诵述人间韵事；或注目异性，研究偷香方法。及至既绝既疲之后，乃颓然卧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柯中一一实现。等到一梦醒来，不是月已东上，便是日已西沉，于是此日之日课已毕，乃转回家中，吃过夜饭，再进戏院去上夜课。下焉者受经济之限制，不能效上焉者之寝处于斯，但一坐亦可数小时而至假寐。其忍耐力已超过南京人，不过与上焉者相较，未免小巫见大巫之憾耳”（舒新城：《蜀游心影》，142-143页）。）。
    那些穷街陋巷的茶馆总是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根据统计，1931年成都的茶馆大约有500家服务于下层的三四流茶馆，这些茶馆“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这些茶馆和顾客颇受批评，《新成都》则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指出他们“终日忙碌，到不工作时，惟一消遣场合，调节身心，休养体力，对此劳动者，倒也未可菲薄耶”。虽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许多穷人仍难以支付。不过，成都茶馆形成了一个“美俗”--准许穷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称“喝加班茶”，甚至为此还形成了一套规矩（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64页；郝志诚：《父亲的故事》，《龙门阵》1997年1期。）。
    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有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仍不能进茶馆。即使有严格的限制，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仍力图进入这个男人的领域。1906年，可园是第一个接纳女客的茶馆，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尔后，悦来茶馆也开始设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门进出。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茶馆，但身着华服的上层妇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们愿放下身价，也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因为她们一进入茶馆，众人的眼光便集中她们身上。接下来的是，她们将承受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实际上，各茶馆也竭力争取女客。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光顾，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据地方报纸的批评，在一些男女混杂的茶馆，当台上的演出进入高潮时，男人趁机站起来看女客，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诸如此类的茶馆“混乱”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对妇女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批评（注：《国民公报》1914年3月8日、1917年3月13日；《通俗日报》1909年10月21日；《成都通览》上册，277-279页：李劼人：《大波》，1464页。）。
    在20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进入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概括的：“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在30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甚至还加入了“茶馆讲理”的活动（注：《成都竹枝词》，100、196页；《国民公报》1930年7月17日。）。